堅信，他就是上天選定的真命天子，他就是在“代天治民”。因此，維護皇家利益就是維護
上天和國家的利益，執行自己的意志就是執行上天和國家的意志。從而，在視臣民如草芥
包括荼毒那些開國功臣時，不會感到心理上的負擔與歉疚。
其六，從現象上判斷，這位皇帝在他帝王生涯的中後期，很有可能已經患上了相當嚴
重的心理變態或精神疾患，譬如迫害狂與被迫害狂之類。此類變態的一個特點———恰如
朱元璋那樣———可以高度理性地去執行那些殺人計劃。
事實上，士紳與官吏這兩個階層的確與農民不同，他們不是一盤散沙，也不是被裝進
麻袋裡的土豆。他們之間左右交錯上下勾連，其利益之最大化常常需要在這種相互關係之
中才能夠實現。因此，四兩撥千斤———將帝國國家公器的力量轉化為他們自己的力量，
就成為帝國官場常用常新的手段，從而，使他們變得能量極大，花樣百出。那些官官相護、
官紳相護之類的形容，顯然表明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他們之間已經結成了一榮俱榮、
一損俱損的利益共同體。
一個最有說服力的例證就是後來浮沉仕途許多年的徐階。這位享有廣泛正面名聲的帝
國重臣，並非出身於大戶人家。但是，當他擔任了十數年相當於帝國副首相、首相的官職
之後，其遠離帝國首都的家族，已經成為當地擁有六萬畝———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應該是
四十萬畝———土地並橫行鄉里的豪門大戶。由此導致了他與那位比他名聲還大的清官海
瑞之間影響巨大的直接衝突。
除了道德教化之外，帝國政治文化缺少更有效的基因性機制，用來防止這種情形的出
現，防止士紳變成土豪劣紳、官吏變成貪官污吏。於是，這種情形自然形成了一個無法醫
治的周期性頑疾，成為帝國那些具有政治善意的政治家們心頭永久的痛與揮之不去的夢魘。
因此，縱觀中國兩千多年歷史時，我們才能夠看到一個大體上相同的景象：任何一次天下
大亂和改朝換代，都與豪門大戶、貪官污吏大面積突破道德法紀底線的巧取豪奪、荼毒良
善、貪婪兼併緊密相關。
這一切，可能是除了上述心理因素之外，大明帝國開國皇帝採用鐵腕治理這個國家的
根本原因。
這是一場真正曠日持久的戰爭，貫穿在朱元璋當皇帝的三十一年之中。當它與其他因
素交織在一起時，便深刻影響了當時與後代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