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則，傅斯年在學生時期，就表現了極強的組織能力，是鬧學潮、趕教授的一把好手。且不說在後幾年的五四運動中，此人是集會遊行的主要組織者，就在跟顧頡剛談話前不久，便做了件漂亮的趕教授的壯舉。據北大同學羅家倫回憶是這樣的：
朱蓬仙是章太炎的門生，學問不能說沒有，只是所教的《文心雕龍》非其所長，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錯誤，可要舉出這些錯誤，學生們的筆記終究難以為憑。恰好有位同學借到朱教授的講義全稿，交給傅斯年審核。傅用了一夜的時間看完，摘出三十幾條錯誤，由全班簽名上書蔡校長。蔡先生是內行，看了自然明白，可他不信這是學生們自己發覺的，為預防教授們互相攻訐之風，於是突然召見簽名的全班學生。同學們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承擔這責任未免太重。於是大家在見蔡先生之前，一人分擔了幾條，預備好了方才進去。果然蔡先生當面口試，分擔的同學回答得頭頭是道。考完之後，蔡先生一聲不響，同學們也一聲不響，一一鞠躬魚貫退出。過後不久，遇到一個適當的時候，朱蓬仙果然不再教這門課了。（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
傅斯年也很自負，聽了顧頡剛的話，同意去聽聽胡適的課，以決定是不是將這個新來的留學生從北大哲學系課堂趕走。認真地旁聽了幾次課之後，傅斯年對那些要趕走胡適的同學們說：
“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
於是胡適留在了北大哲學系。
當然了，胡適繼續留在北大教書，不能說全是此事起了作用，但是對於一個剛剛回國的留學生來說，若是一出馬便失了前蹄，從馬上栽了下來，對日後事業的發展，不能說不是一個莫大的障礙。可貴處還在於，傅斯年從未以此自傲，多少年都沒向胡適說過。傅斯年去世後，胡適在懷念文章中提及此事，不無動情地說：“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般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之後才曉得是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胡適《傅孟真先生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