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初，《晨報副刊》的編輯，將一篇談“的”字的文章送給胡適看了，作者的主張是“把的字專給術語去用，把底字來做助語用”。胡適覺得，這個辦法雖然比現在《晨報》上一律用“底”的辦法好一點，仍不夠精細，還有改進的必要。他本想做一篇文章，來討論這個“的”字，因為太忙了，只好把三四年前論“的”字的一篇札記《“的”字的文法》送上刊登。附信一封。編輯將信與文一併刊出，名為《“的”字的文法》。他的主張是“其實一個的字盡夠用了”。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分開用作“的、地、得”的，只須用一個“的”字就行了。這算是引言，他的那篇札記《“的”字的文法》才是正文。在分析了有關“的”字的種種語法現象，比如“天所殺”改變為“天殺的”之後，他說：“在文字史上，此種文法變遷，乃一種大事，其重要正如政治史上之朝代興亡。”
此文在十一月十二日《晨報副刊》登載。上面的日記就是從這天開始記的，可見在此之前，已展開了關於“的”字的討論。胡適說他的《“的”字的文法》是三四年前所寫的一段札記，就算是三年吧，也就是說早在一九一六年，還在美國的時候，他就注意到這個在中國法語上，跟改朝換代一樣重要的問題了。
胡適的文章發表後，止水先生和周建侯先生等人寫了文章與他討論，胡適又寫了《再論“的”字》，這就是上面日記中二十三日的“作‘的’字書”，十一月二十五日《晨報副刊》登載。二十四日的“答仲甫論‘的’字”，二十六日刊出，名為《三論‘的’字》。在這兩篇文章中，胡適的主張稍有改變，他認為，“底、的、地”三字的發音太相近了，說話時還是沒有分別。“底”、“地”在紙上雖有分別，在嘴裡等於無分別。狀詞的“的”字不容易發生混亂，不發生困難，盡可以不區別。遇有必要區別時，可用“之”字。其好處是，發音有別，筆畫簡易，比“底”字更通行。
可以說，抓住了“的”字，就是抓住了中國語法區別於歐印語系語法的一大特質。
對自己的語法研究，胡適有著絕大的自信。就在寫《“的”字的文法》這天，他在日記中說：“我若有十天的工夫，一定可以寫一部很好的文法出來。”他這裡說的“文法”就是我們現在說的語法。一九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給錢玄同的信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