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最奇怪的，是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一切文化機關中處於毫無抵抗力的地位，為什麼文化“圍剿”也一敗塗地了？這還不可以深長思之麼？而共產主義者的魯迅，卻正在這一“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
從以上概述與引文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仍是在一定的範圍內下的。魯迅的業績，是貢獻給這支文化生力軍、文化新軍的。他是這支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無論是作為偉大的文學家，還是作為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都是就魯迅在這支文化新軍中的貢獻而言的。說他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是說他是中國這支文化新軍進行文化革命的主將。如果說第一大段中毛的話還不太明確的話，第二大段中毛澤東的話就很明確了，正是在反對敵人的文化“圍剿”中，魯迅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這是就中國革命歷史而言的。
就魯迅的年齡而言，不管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還是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主要說的是魯迅的晚年，也就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這不到十年的時間。這一點，和毛澤東在《魯迅論》中的說法是吻合的。
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毛澤東是清楚的。他是一個親歷者，也可說是一個參與者，辦過刊物，寫過文章。他是北大教授楊昌濟的女婿。一九二○年前後，他在北京住過一段時間，還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過職員。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是怎樣發起的，當年的風雲人物是哪些，他全都是知道的。他給胡適寫過信，還去胡適家裡拜訪過。一九三六年同斯諾談話時，說他“非常佩服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魯迅在當年是個什麼地位，有多大的影響，他有基本判斷，不會說出格的話。他對於魯迅的評價，不管多高，總是緊緊地把握在文化新軍、文化革命這個範圍內，總是確定在魯迅的晚年那些年。毛澤東作為中國革命的領袖，同時領導著武裝革命和文化革命這兩個方面的革命，確定魯迅為文化革命的主將，是有戰略意義的。
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夠高了，但這只是個人的看法，事實上，在毛澤東作出這樣的評價之前，中共中央就以文件的形式，對魯迅作出很高的評價。這就是一九三六年十月，魯迅去世之後，中共中央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名義，發表的《為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致許廣平女士的唁電》、《為追悼與紀念魯迅先生致中國國民黨委員會與南京國民黨政府電》。
這三個文件，對魯迅的評價，一點都不比毛澤東的評價低，從某種程度上說，還要更高。於此也就可以看出，魯迅在中國革命文化界的領袖地位，和魯迅對中國文化革命的貢獻。這三份文件，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剛到陝北不久，在極端困難的境況下，以電報的形式發出的。直到國共合作後，才在延安的《解放》半月刊上登載，時間已是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