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從魯迅自己編定的《華蓋集》上抄來的，不是從《京報副刊》上抄來的。
不妨推測一下魯迅寫此文時的心態。
一九二三年春夏間胡適與梁啓超的那場書目之爭的熱鬧，不會記不得。兩大營壘的對立，不會感受不到。為“撤稿事件”即《我的失戀》引發的不快，“語絲社同人中有幾位也因此很不高興我”，更不會忘了。想到胡適、梁啓超們的又一次張揚，想到尚未消散的朋友們的不滿，他是再沒有什麼好心境來湊這個熱鬧了。寫什麼鳥書目呢！
怎麼又寫了呢？也不難理解。孫伏園是學生，又是他促成進京報編副刊的，如今有了事來求他，這個面子是不能不給的。不想寫又得寫，那就跟這幫“正人君子”開個玩笑吧。於是便有了上面那麼一個奇異的“書目”。
題名《青年必讀書——答〈京報副刊〉的徵求》，是編入《華蓋集》時起的名字，當初給孫伏園時，就是那麼一個表格。
必須承認，這樣的回答，最能見出魯迅的個性。
魯迅為文常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追求，應當說，這次他是做到了。
這一應答，在當時的知識界引起什麼樣的反響呢？
先看魯迅是怎樣說的。年底編《華蓋集》時寫的序中說：“我今年開手作雜感時，就碰了兩個大釘子：一是為了《咬文嚼字》，一是為了《青年必讀書》。署名和匿名的豪傑之士的罵信，收了一大捆，至今還塞在書架下。”
寄給他的，別人自然看不到。能看到的是發表在報刊上的。
且看別人是怎麼說的。下面是趙倚平《魯迅與〈青年必讀書〉》中的一段話：
許多攻擊文章也紛紛見諸報端。有人說魯迅這是“偏見的經驗”，“是不懂中國書，不了解中國書”，“冤枉了中國書”。質問道：“假使中國書是僵死的，為什麼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輩，尚有他的著作遺傳到現在呢？”有人說魯迅的話“淺薄無知識”，“大膽武斷”，認為“魯先生只管自己不懂中國書，不應教青年都不讀；只能說自己不懂中國書，不能說中國書都不好。”甚至淺薄地反詰：“中國的書，是死人的書嗎？死人能著書嗎？魯先生，說得通嗎？”並攻擊說，魯迅的話“貽誤青年”，有位“學者”還說：魯迅先生“讀中國書非常的多。……如今偏不讓人家讀……這是什麼意思呢？”（《魯迅論中國社會改造》第178頁）
有兩篇當時刊於《京報副刊》的反駁文章，後來作為附錄收入了魯迅的集子中。一篇是《偏見的經驗》，附於魯迅的《聊答“……”》之後，一篇是《奇哉！所謂魯迅先生的話》，附於魯迅的《報〈奇哉所謂……〉》之後。魯迅的兩文均收入《集外集拾遺》，可參看。
王世家在《“青年愛讀書十部”“青年必讀書十部”資料彙編》的編者說明中說：應徵書目刊出後，“隨之而來的就是一場大論爭，尤其是魯迅先生的答捲髮表之後，爭論趨於白熱化，各種觀點的論爭文章達六十篇之多。”（《魯迅研究月刊》二○○二年第一期）
這樣的回應，只會讓魯迅氣餒。
論開書目的氣派，是無法跟胡適、梁啓超一年多前的舉動相比的，人家一開就是一長串，一登就是幾期連載。尤其是胡適，這兒登了那兒登，再三了還能再四，真可說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