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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登上舞台滬上成名(1)-(圖)

我第一次到上海表演,是我一生在戲劇方面發展的一個重要關鍵。在民國三年的秋天,上海丹桂第一台的許少卿到北京來邀角。約好鳳二爺(王鳳卿)和我兩個人。鳳二爺的頭牌,我的二牌。鳳二爺的包銀是每月三千二百元,我只有一千八百元。老《武家坡》,梅蘭芳飾王寶釧實說,那時許少卿對我的藝術的估價是並不太高的。後來鳳二爺告訴我,我的包銀他最先只肯出一千四百元,鳳二爺認為這數目太少,再三替我要求加到一千八百元。他先還是躊躇不定,最後鳳二爺說:“你如果捨不得出到這個代價,那就在我的包銀里勻給他四百元。”他聽了覺得情面難卻,才答應了這個數目。我那年已經是二十歲的人了,還沒有離開過北京城。一個人出遠門,家裡很不放心,商議下來,請我伯母陪著我去。茹萊卿先生為我操琴,也是少不了他的。另外帶了為我梳頭化妝的韓師傅(即韓佩亭)、跟包的“聾子”(宋順)和大李(先為梅雨田拉車的),由許少卿陪我們坐車南下。到了上海火車站,丹桂第一台方面派人在車站候接。我們坐了戲館預備好的馬車,一直到瞭望平街平安里許少卿的家裡。那時拜客的風氣,還沒有普遍流行。社會上所謂“聞人”和“大亨”也沒有後來那麼多。鳳二爺只陪我到幾家報館去拜訪過主持《時報》的狄平子、《申報》的史量才和《新聞報》的汪漢溪。我們還認識了許多文藝界的朋友,如吳昌碩、況夔笙、朱古微、趙竹君等。崑曲的前輩,如俞粟廬、徐凌雲……也都常同席見面。另外有兩家老票房——“久記”和“雅歌集”,我們也拜訪過。我們在戲館快要打炮之前,有一位金融界的楊蔭蓀,托人來找鳳二爺,要我們在他結婚的堂會裡面唱一出《武家坡》。楊家請來接洽的人是我們的老朋友,情不可卻就答應下來。許少卿聽到了這個消息,馬上就來阻止我們。他提出的理由是:新到的角兒在戲館還沒有打炮之前,不能到別處唱堂會,萬一唱砸了,他的損失太大,所以竭力反對,態度非常堅決。同時我們已經答應了楊家,也不肯失信於人,一定要唱。因此,雙方的意見大不一致,就鬧成僵局了。最後楊家托人同許少卿表示,如果新來的角兒,因為在這次堂會裡唱砸了,影響到戲館的生意,他可以想一個補救辦法:由有經濟力量的工商界中的朋友和當時看客的所謂“公館派”的一部分人聯合包上一個星期的場子,保證他不會虧本,並且答應在堂會裡就用丹桂第一台的班底,拿這個來敷衍許少卿,才勉強得到了他的同意。經過這一段的波折,我感覺戲館老闆對於我們的藝術是太不信任了。鳳二爺是已經在藝術上有了地位和聲譽的,我是一個還沒有得到觀眾批准的後生小輩,這一次的堂會似乎對我的前途關係太大,唱砸了回到北京,很可能就無聲無嗅地消沉下去了。我聽見也看見過許多這樣陰暗的例子。老實說,頭一天晚上,我的確睡得有點不踏實。第二天一起床,我就跟鳳二爺說:“今兒晚上是我們跟上海觀眾第一次相見,應該聚精會神地把這齣戲唱好了,讓一般公正的觀眾們來評價,也可以讓藐視我們的戲館老闆知道我們的玩藝兒。”“沒錯兒,”鳳二爺笑著說,“老弟,不用害怕,也不要矜持,一定可以成功的。”他這樣說來壯我的膽。楊家看到許少卿這樣從中阻撓和我們不肯失信而堅持要唱的情形,對我們當然滿意極了,就決定把我們的戲碼排在最後一出,事先又在口頭上向親友們竭力宣傳。

第二部分:登上舞台滬上成名(2)-(圖)

堂會的地點是在張家花園。楊家在上海的交遊很廣。那天男女賀客也不少,男的穿著袍子馬褂,女的穿著披風紅裙,頭上戴滿了珠花和紅絨喜花,充滿著洋洋喜氣。《武家坡》是我在北京唱熟了的戲,就是跟鳳二爺也合作過許多次。所以出演以前,我能沉得住氣,並不慌張。等到一掀台簾,台下就來了一個滿堂彩。我唱的那段西皮慢板,跟對口的快板都有彩聲。就連做工方面,他們看得也很細緻,出窯進窯的身段,都有人叫好。我看他們對於我這個生疏角兒倒好像很注意似的。鳳二爺的唱腔不用說了,更受台下的歡迎。《武家坡》總算很圓滿地唱完了。那時上海的報紙上劇評的風氣,還沒有普遍展開。這許多觀眾們的口頭宣傳,是有他們的力量的。我後來在館子裡露演的成績,多少是受這一次堂會的影響的。那時丹桂第一台在四馬路大新街口。頭三天的打炮戲碼是這樣擬定的。第一日《彩樓配》、《硃砂痣》;第二日《玉堂春》、《取成都》;第三日《武家坡》。我的戲碼排在倒第二。大約十點來鐘上場。一會兒場上打著小鑼,檢場的替我掀開了我在上海第一次出場的台簾。只覺得眼前一亮,你猜怎麼回事?原來當時戲館老闆,也跟現在一樣,想盡方法引起觀眾注意這新到的角兒。在台前裝了一排電燈,等我出場就全部開亮了。這在今天我們看了,不算什麼;要擱在三十七年前,就連上海也剛用電燈沒有幾年的時候,這一小排電燈亮了,在吸引觀眾注意的一方面,是多少可以起一點作用的。我初次踏上這陌生的戲館的台毯,看到這種半圓形的新式舞台,跟那種照例有兩根柱子擋住觀眾視線的舊式四方形的戲台一比,新的是光明舒敞,好的條件太多了,舊的又哪裡能跟它相提並論呢?這使我在精神上得到了無限的愉快和興奮。我打完引子,坐下來念定場詩,道白,接著唱完八句慢板。等上了彩樓,唱到二六裡面“也有那士農工商站立在兩旁”的垛句,這在當時的唱腔裡面算是比較新穎的一句。觀眾叫完了好,都在靜聽,似乎很能接受我在台上的藝術。其實,那時我的技術,哪裡夠得上說是成熟?全靠著年富力強、有扮相、有嗓子、有底氣、不躲懶,這幾點都是我早期在舞台上奮鬥的資本。做工方面,也不過指指戳戳,隨手比勢,沒有什麼特點。倒是表情部分,我從小就比較能夠領會一點。不論哪一齣戲,我唱到就喜歡追究劇中人的性格和身份,儘量想法把它表現出來。這是我個性上對這一方面的偏好。唱完三天打炮戲之後,許少卿預備了豐盛的菜和各種點心,請我們到客廳去吃頓夜宵。我們從他那掩蓋不住的笑容和一連串的恭維話裡面,看出他已經有了賺錢的把握和信心了。他舉起一小杯白蘭地,打著本地話很得意地衝著我們說:“無啥話頭,我的運氣來了,要靠你們的福,過一個舒服年哉。”我望著他微笑,沒有作聲。鳳二爺想起他不許我們唱楊家堂會的舊事,就這樣地問他:“許老闆,我們沒有給你唱砸了吧?”許老闆忸怩不安地陪著笑臉說:“哪裡的話,你們的玩藝兒我早就知道是好的。不過我們開戲館的銀東,花了這些錢,辛辛苦苦從北京邀來的名角,如果先在別處露了面,恐怕大家看見過就不新鮮了。這是開戲館的一種噱頭。”鳳二爺把話頭引到我的身上。他說:“許老闆,上海灘上的角兒,都講究‘壓台’。我們都是初到上海的,你何妨讓我這位老弟,也有一個機會來壓一次台?”許少卿趕快接著說:“只要你王老闆肯讓碼,我一定遵命,一定遵命。”“不成問題,”鳳二爺說,“我們是自己人,怎麼辦都行。主意還要你老闆自己拿,我不過提議而已。”鳳二爺等許少卿回房以後,走到我住的廂房裡,就拉住我的手說:“老弟,我們約定以後永遠合作下去。”我聽了覺得非常感動。真的從那次到上海演出以後,我們繼續不斷地合作了二十幾年。一直到“九?一八”事變後,我移家上海居住,才分開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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