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梁啓超說，19世紀末，當時代變革之際，嚮往新學的讀書人幾乎人人都經歷過一個崇拜龔自珍的時期，他自述在南國花城初讀龔自珍文集，“若受電然”。這種內心深處的強烈震撼，如同一百年後我初讀哈維爾文集的體驗。龔自珍的表述方式、概括力，對時代的穿透力，他提出深刻命題時的舉重若輕，他的敏銳，他的風流灑脫的精神氣質，他鷹隼般銳利的目光，使他穿越了那個時代花團錦簇的表象，看到了本質上的糜爛、平庸和無聊。他要唱出自己的歌，儘管歌聲里依然瀰漫著農業文明的氣息，這是他無法超脫的宿命。但他鄭重而明白地提出了告別“衰世”和“自改革”等至為重要的題目。如何告別？如何改革？他還來不及思考。在這一點上，和他同時代的魏源（只比他小2歲，但活到了1857年）向前跨了一步，看到了更大的世界。魏源在編撰《海國圖志》時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今天看來也許算不上什麼，但在那個時代無疑是最先知的見解，可以說直接影響了洋務運動乃至維新運動。1858年，兵部左侍郎王茂蔭上奏皇帝，將《海國圖志》“重為刊印，使親王大臣家置一編，並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學，以知夷難御，而非竟無法之可御”。也就是希望清廷將這本書當作救國良方。22歲的康有為對西方發生興趣，就是從閱讀《海國圖志》、《瀛寰志略》這些書開始的。梁啓超在《戊戌政變記》中認為，林則徐譯西報、魏源編《海國圖志》“實為變法之萌芽”。龔自珍和魏源，確是中國人睜開眼睛看世界的第一波，雖未構成一個澎湃的浪潮，卻留下了抹不去的印痕。它使中國人第一次對世界有了新的、較為全面的認識，傳統的“天下觀”打破了，中國居世界中心的虛妄感幻滅了。近代的帷幕就是由這兩個科場不得志的讀書人揭開的。他們有限的思想資源，電光火石，儘管照不亮幽暗的專制長空，卻留下了極為可貴的火種。
龔自珍慷慨論天下事，開一代風氣，隔代影響了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黃遵憲等戊戌一代最優秀的人物，而且影響了更晚的蘇曼殊、柳亞子、魯迅等人。他對後世的影響主要還不是自成一家的文章、詩詞，而是思想上的震撼和啟迪。表面上一切貌似盛世，舉國上下醉生夢死，又有幾個人像青年龔自珍那樣感受到大廈將傾的“衰世”氣息，有幾個人察覺了“將萎之花，慘於槁木”，那個時代，也許只有他的筆下才會出現這樣的句子：“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慘慘目光，吸飲暮氣，與夢為鄰，未即於床。”
從龔自珍到蘇曼殊，承接他們前面納蘭容若的詞和黃仲則的詩，一樣敏感地呼吸到了末世的空氣，一個龐大的專制王朝呼啦啦即將倒塌，所以，他們唱出的乃是末世的輓歌。1816年，龔自珍只有25歲，他的文章議論放在整個近世思想史的平台上卻足以光芒四射。康有為推許龔自珍的散文“清朝第一”，恐怕主要不是指文采。年輕的譚嗣同對龔自珍和魏源更是推崇備至，認為千年暗室，龔、魏諸人才算得上是真才。龔自珍有詩：“五十年中言定驗，蒼茫六合此微官。”在他身後50多年，果然發生了甲午之戰，泱泱大國被鄰邦小國擊敗，舉國震驚，由此引發維新變法的熱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