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一共103天，百日維新雖曇花一現，但光緒帝下達的新政詔令就有100多件，幾乎每天一件，雪片一般飛到全國各地，涉及經濟、教育、工業、商業、農業、行政等各個方面，令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就是要認真執行也來不及，何況多數地方還在觀望中。（到9月22日，北京政變已發生，開缺回原籍江蘇常熟的翁同龢在日記中說：“自明發皆歸電報後，絡繹紛紜，新政煥然，目不暇接。”第二天，他讀到21日的電傳閣抄，才知慈禧太后已再次垂簾。）
當時全國18行省中，大概只有陳寶箴主持的湖南，變法沼令才真正得到了落實。其實，湖南新政的啟動比百日維新還要早幾年。這一變革求新的嘗試局處一隅，意義卻非同小可，涉及到政治、經濟、社會、教育、輿論等方方面面，從礦業、工商業到金融業，都有新的創舉。這樣的大手筆，在晚清中國，沒有一個時期，沒有一處可以與湖南相比。近代史家張朋園的《湖南早期的現代化》對此評價極高。也許後世的人們知道陳三立其人大抵是因為他的舊詩，確實，他後半生以詩名世，而追溯往事，1898年被革職之前的陳三立卻是一個新人物，一個文採風流、推動新政的翩翩佳公子，與成仁取義的譚嗣同齊名。正是他輔佐其父陳寶箴將湖南新政搞得生氣勃勃，到戊戌年已有一定的基礎。
湖南新政是整個19世紀末維新運動的重頭戲之一。從某些方面看，要比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更紮實、更有望推進文明轉型。史家張朋園對湖南早期現代化的研究表明，當時所開闢的途徑，毫無疑問就是通向現代化之路，而且達到了一定高度。可惜一切努力都在一夜之間生生被折斷了。張元濟1937年為陳三立寫的輓詩中有兩句：“湘中新政萌芽日，鉤黨累累出漢廷。”
一代史家陳寅恪感懷身世，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湧上心頭，晚年留下的《寒柳堂記夢未定稿》，其中《戊戌政變與先祖先君之關係》一篇，憶及祖父陳寶箴、父親陳三立在湖南推動改革、功敗垂成的一幕，心頭禁不住有無限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