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壽潛（1856-1917）是杭州蕭山（當時還屬於紹興山陰）人，原名湯震，字蟄先（或叫蟄仙），早在1890年他就寫出了著名的《危言》，比鄭觀應的《盛世危言》早了4年，提出過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維新變法思想，包括改革考試、任官制度，裁併機構，遣汰冗官，提倡採用西法，培養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廢除捐官制度，遷都長安，刷新吏治，嚴懲貪官，廢除武舉，設立武備院，加強海軍等，更值得重視的是廣造鐵路、興修水利、改革稅制、開發礦藏、整治道路、改善環境衛生、實行晚婚等主張，他在《議院》一篇中倡議設立議院，其中對西方議院讚美有加，認為可以仿效並且變通，第一步先以王公大臣、四品以上翰林組成上院，由軍機處主持，以其他官員組成下院，由都察院主持，地方上則由紳士、貢生、監生、農工商代表人物組成議院，每有大事，進行集議。同時他提出興新學、植人才作為議院之本，以開議院作為開風氣之先。這是他立憲思想的初次表達，他設想的議院本身還有很多問題，充其量只是一個諮詢機構，與西方的議會制度相去甚遠，但他提出的議院這個思路本身仍是超前的。《危言》的出版使年輕的湯壽潛贏得了維新思想家之名，當時人們將他和唐甄、馮桂芬等相提並論。可以說，他的思想在甲午戰爭之前已基本成熟，後來他的辦鐵路、參與立憲運動，都可從這裡找到思想的起點。
1892年，湯壽潛中進士，在翰林院待了三年，1895年3月到安徽青陽縣上任，離京前夕，讀過《危言》的翁同龢召見他，二人促膝長談一番，翁在日記中評價他“於時事極有識”，在私下以為他“必為好官”，然而不過三個月他就辭官回鄉了。1898年百日維新期間，光緒帝兩次通過浙江巡撫廖壽豐召他進京，以備任用，他因為母親有病，請求緩行，躲過了戊戌一劫。譚嗣同寫給汪康年的信里惋惜，湯是自己素來欣慕之人，“而不曾一見”。
湯壽潛在政治舞台上初露鋒芒應該是1900年八國聯軍進京時，他和張謇等遊說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發起“東南互保”運動，確保了江南的秩序和經濟繁榮。張謇說湯是最初的倡議人，當年6月18日是他率先到南京與張謇等合力遊說推動此事。然後，他們奔走於武漢、南京之間，說服了張之洞、劉坤一兩位封疆大吏。也就是在這一年12月，他在南京和張謇等人初次議論立憲之事。1901年7月7日，他應張謇的邀請，到南京與劉坤一共商立憲之事，沒有得到積極回應。當年9月，他寫出了《憲法古義》三卷，對元首的權利、議院的權利、行政大臣及法院的權利作了區分，對大臣責任、法院獨立、法官選任、刑官終身、陪審制度等都有論述，已有三權分立的初步認識，更值得我們重視的是第三卷“國民之權利”，列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遷徙自由、尊信自由、產業自由、家宅自由、書函秘密權、赴訴權、鳴願權等十幾種自由權。在《憲法古義敘》中，他在《尚書》《周官》等古書中尋找立憲的依據，認為憲法不僅在西方實行，也是中國所固有的，其實是想把立憲的理想與古老傳統嫁接在一起。這是他立憲思想的一次集中表達。這些思想、言論、行動上接1890年《危言》中的開議院主張，而有了很大的突破，下啟1906年成立立憲團體，直接推進立憲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