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之時，章太炎在《民國報》《神州日報》發表宣言評點當世人物，認為孫中山只是“元老之才”，“至於建制內閣，仆則首推宋君教仁，堪為宰輔”，“謂總理莫宜於宋教仁……”（1911年12月1日）這不只是章氏一家之言，蔡元培在《我之歷史》序言中也如此說：“（同盟會）其抱有建設之計劃者居少數。抱此計劃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數，宋漁父先生其最著也。”還有一句：“南京臨時政府之議起，章炳麟君以國務總理許先生，先生亦以此自許。”
眾口悠悠，幾乎都說宋教仁以總理“自許”。一時輿論對他誤會很深，以為他主張內閣制就是想自己當總理，乃是出於私心。經過數千年的君主專制高壓，中國社會瀰漫著一片鄉愿氣息，似乎特別看重謙讓，凡事都不能出自本人的口中，惺惺作態，假意退避，流弊所及，一時難以糾正，所以當時人們對宋教仁以建國大任自許，嫉妒、諷刺遠多於贊助支持。武昌起義之後兩個半月沒能產生一個領導全國的中心機構，就與這些因素有關。他固然自信可以施展經世的長才，但他自知在年齡、聲望、資歷等方面，當時還不是擔任總理的合適人選，他心目中的理想人選是黃興。一年後，時勢變化，他才有總理自任的念頭，這一點他後來接受記者採訪時曾坦誠相告。
自辛亥革命以來，有關宋教仁想當總理的說法一直沒有斷過。在他生命最後的時光，他曾兩次公開在報紙上駁斥這樣的攻擊。一次是1913年3月12日，他在《民立報》發表《駁某當局者》，針對外間謠傳他之所以批評袁世凱政府，是因為當不成總理之故，他說：“今世人往往有可怪之心理，謂人慾為總統或總理或國務員，即目為有野心，咸非笑之，豈知國家既為民國，則國民自應負責任，有人慾進而為國服務，負責任，乃反以爭權利目之，視民國之職務與君主時代官爵相等，致令人人有退讓之虛文，視國事如不相關，豈非無識之甚乎？”第二次是3月15日，他在《民立報》發表《答匿名氏駁詞》：“世人誣吾運動總理，由來已久。吾雖無其事，實不欲辨（辯），且因以自勵，蓋已久矣。夫人立志為總理，豈惡事哉？而乃非笑之如是，吾實不解。國家既為共和政治，則國民人人皆應負責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願為國家負最大之責任，此國家所應歡迎者。美國小學生立志欲為總統，傳為佳話。各國政黨選舉總統或組織內閣，其黨魁之自負之運動之競爭為何如者？蓋為國服務，本非權利，共和國之職事，亦非專制國之官爵可比，人苟可以自信，則不妨當仁不讓，世之人亦只問其有此能力與否，不能謂其不宜有此志。吾人惟自愧無此能力，固不欲當此大責任。吾人之志則不諱言，實深願將來能當此責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
宋教仁自故鄉湖南到武漢時，這樣的謠言已甚囂塵上，時為長江巡閱使的譚人鳳勸他：“責任內閣現時難望成功，勸權養晦，無急於覬覦總理。”希望他留下來載酒同游，飽覽長江風景。他的回答是：“總理我無冀望之心，載酒游江亦誠樂事，惟責任內閣實應時勢之必要，未便變其主張也。”
對宋教仁而言，權位金錢不能淫，政見則不可犧牲，這正是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風骨。對他來說，重要的不是總長、總理的位置，而是政見能否得到實施。當初在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因臨時參議院中有人反對，宋教仁沒當成內政總長，只做了法制局長，有人為他抱不平，他回答說：“總長不總長，無關宏旨，我素主張內閣制，且主張政黨內閣，如今七拼八湊，一個總長不做也罷。”說白了，他的從政實在是因為懷有一種責任心，建設這個生養他的祖國的責任心，這不是做官、抓權者所能理解的。陽光人物在一片缺乏陽光制度、陽光規則的土地上，註定了被黑暗的力量吞噬，這也是宋教仁的熱血給予歷史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