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性格上“其直如矢而歸之不止”，言行如一，怎樣說就怎樣做，只要認為是應該
做的，堅決做到底。在生活上養成了崇尚節儉的美德；不講奢華，不貪而好利。這
些品德在他一生的行事中都有據可查。
司馬光的憂國憂民思想也是很突出的，他所憂的國雖是皇帝的國家，但他所憂
的“民”主要還是封建統治下的勞苦大眾們，作為一個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
他當然不會懂得勞苦大眾的苦難根源，但他反對殺雞取卵的暴政，反對貪污腐敗，
對生活於苦難之中的下層勞動者有一定的同情。他死後，黃庭堅有輓聯云：“平生
兩無累，憂國愛元元”，是比較符合實際的。《資治通鑑》就是本著“敘國家之盛
衰，系生民之休戚”，“窮探治亂之跡”的精神編寫出來的。
在對待王安石變法上，司馬光是反對派。對這個問題也應當實事求是進行具體
分析。王安石的變法運動確實在歷史上具有進步意義，但他作為封建君主專制制度
下的一位大政治家，其所制訂和實行的變法目的，同樣是出於從地主階級根本利益
的著想，這一點上，同司馬光並無區別。兩人都具有憂國憂民之心，希望通過改革
弊政來做到國富民安。他同王安石在變法問題上的分歧只是在同一目標下的不同方
法的爭論。司馬光說：“光與介甫趨向雖殊，大歸則同。”（《傳家集》卷60，
《與王介甫書》）王安石也說他與司馬光“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
（《王臨川集》卷73）司馬光也不是頑固的保守分子，其實他先前也曾提出過許多
主張變更舊制，革新弊政的意見，如認為“世變風移”，不能“因循舊貫，更成大
弊”（《傳家集》卷27，《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札子》）。他還批評過英宗“動循
舊例，不顧事情”（《傳家集》卷36，《上皇帝書》）。不可否認，司馬光說過
“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話，但他並不主張消極地維持現狀，他只是要求對改革持慎
重態度，對不合時用的舊制度進行“損益”，要“精心審慮”（同上），不應大
刀闊斧，只能逐漸改善。他在給王安石的信中說：“夫議法度以授有司，此誠執政
事也，然當舉其大而略其略，存其善而革其弊，不當無大小，盡變舊法以為新奇也。”
（《司馬溫公文集》卷10，《與王介市第三書》）
在變法問題的爭論中，司馬光和王安石都主要是為解決國家財政困難著想，但
王安石著眼於“開源”，司馬光著眼於“節流”，兩人都沒有提出如何推動生產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