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相應，他又認為天理是“義”，人慾是“利”，天理與人慾的對立，就是仁義
道德同利慾的對立。朱熹把這一理論運用於歷史觀，提出了“王霸義利之辯”和
“理欲之辯”。朱熹認為，決定歷史變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心的好壞，其關鍵是帝王
心術的好壞。在他看來，夏商周三代的帝王繼承了堯、舜、禹相傳之密旨，其心術
最好，所以他們“惟有天理而無人慾”，社會上一切都是光明的，至善的王道政治；
三代以後，天理失傳“漢唐之君，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慾”（同上卷20《[附]寄陳同
甫書》）。此後歷史便走上黑暗，社會歷史陷入混亂局面，前者天理流行，為義，
是王道，後者人慾橫流，是為利，為霸道。按照朱裹的觀點，歷史的演變是後退的，
人們品質愈往後愈低，因為三代聖人心傳的道統失傳了。因此，要挽救社會倒退的
危機，就只有從“存天理，滅人慾”的道德修養入手。
與朱熹針鋒相對，陳亮從他的“道不舍人”的觀點出發，批判了朱熹歷史倒退
論，他說：“夫不為堯存，不為舜亡者，非謂其舍人而為道也，若謂道之存之非人
所能與，則舍人可以為道，而釋氏之言不誣矣”（同上《又乙巴春書之一》）。在
這裡，陳亮強調了社會規律不能“舍人而為道”，即不能離開人的活動。這是針對
朱熹認為三代君主能按堯、舜、禹所傳的“道統”辦事，實行“王道”，漢唐以後
的君主不按“道統”辦事而行“霸道”而說的。他認為，道是不會中斷的，因為它
不能離人而派滅，如果朱熹的說法能夠成立，那麼就“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缺”
（同上《又乙巴春書之二》）。如此，則“道於何處而常不息哉”（同上《又己已
春書之一》），他以歷史事實為依據，認為三代以下不僅不是混亂的黑暗時代，而
且認為“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
（同上《又甲辰答書》），他們使國家統一，使經濟文化得以空前發展，其“大功
大德因已暴著於天下”（同上卷《問答》），他用歷史事實的鐵證，有力地駁斥了
朱熹的倒退歷史觀。
在陳亮看來，“義”與“利”或“天理”與“人慾”，在人類社會生活中從來
就是相互並存的，所謂王道政治與霸道政治，從來就是交雜並用的，根本不存在
“三代以上”和“漢唐以下”的絕對不同。他有一句名言：“功到成處，便是有德；
事到濟處，便是有理”（《宋元學案》卷 16《龍川學案》）。他認為王霸、義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