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認識到“知行並進”，“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互相聯
系，互相依存，“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他自信這種“知行合一”論，
既可糾正程、朱“知先行後”之偏，又可補救世人“知而不行”之弊。平心而論，
王守仁關於“知行合一”的主張，確實比前人有所進步。首先，他將“吾心之良知”
作為“知”，將“致吾心良知幹事事物物”作為“行”，而以“心即理”為前提，
以“知行合一”為指歸，從而達到體認良知的目的。這種認識論，就其解剖自身
（吾心固有的“良知”）以推求萬事萬物之理的認識方法來看，內中蘊含有“一般
（事事物物）存在於個別（吾心良知）之中”的辯證因素。由此，王守仁的“知行
合一”論便以其發展了主觀能動的一面而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唯心主義認識論高度，
為宋明理學增進了一個新的範疇，為認識論的發展開拓了一個新的境界，而這對於
後世唯物論知行觀的建立，顯然起到了觸媒的作用。其次，王守仁反對朱熹以“知
先行後”說割裂了“知”、“行”的辯證統一關係，公開提出了“知行合一”的重
要命題，極力強調認識過程中“知”、“行”兩個階段之間的統一與聯繫，這是王
氏高於朱氏之處，是他對於認識論的新貢獻。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論是建立在唯心主義的理論基礎
上的，它片面誇大了“知”和“行”之間的統一性，而抹煞了二者之間的差異性，
並將其歪曲成絕對的同一，從而把主觀見之於客觀的“行”等同於純粹主觀先驗的
“知”，由此否定了“行”的客觀性及其在認識過程中的決定作用。
致良知“致良知”論，是王守仁關於認識方法的核心思想，是他對於“心即理”、
“知行合一”等心學命題的理論概括與升華。王守仁稱此為“孔門正法眼藏”，是
“千古聖聖相傳的一點真骨血”。他曾自我標榜說：“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
字。”（《寄正憲男手墨》）他從37歲龍場“大悟”到50歲始揭“致良知”之教，
其間經過了十幾年學術研究和事功磨鍊的艱難歷程。“致良知”命題的提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