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足風濤險惡的宦海，而宗羲在父親的薰陶習染下，隨著年齡的增長，也逐漸萌生、
培養起強烈的愛國思想和政治意識。毋庸置疑，正是這一點最終影響和決定了宗羲
的一生。天啟三年（1623），尊素遷監察御史，宗羲亦通過童子試，取得秀才資格，
新近補為仁和（今杭州）縣學博士弟子員。是年秋，宗羲隨父親來到北京，開始了
新的學習生活。
讀書的日課，當然是所謂“時文”，即八股制藝，由父親親自督促指點；而少
年黃宗羲對小說家言及稗官野乘卻頗感興趣，“課程既畢，竊買演義如《三國》、
《殘唐》之類數十冊，藏之帳中，俟父母睡熟，則發火而觀之一（《南雷文鈔·家
母求文節略》）。這種不務“正業”的舉動不久就被父母發覺。明建國之初，太祖
朱元璋曾下詔，稱“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明史·選舉二》），所以姚氏夫人
十分擔心麟兒因放鬆舉業而有礙前程，可是，“少即博鑒經史，不專為科舉之學”
（《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黃氏家錄》）的尊素對此卻並不介意，還認為“亦足
開其智慧”（《黃梨洲先生年譜》），或許他在愛子身上又見到了當年的自己吧。
天啟時代的明帝國，承嘉靖、萬曆之後，已是風雨飄搖，正處於分崩離析的前
夜。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崛起白山黑水之間，萬曆四十四年（1616）建國稱汗後，
聲勢日盛，不但屢屢攻擾遼東，而且隨時都有可能叩關南向；南邊的明朝卻武備松
弛、將驕兵惰，衛所制度也名存實亡，有的地方兵員不及定額的半成，甚至軍器僅
有一張弓！朝政情況更是一塌胡塗、烏煙瘴氣。庸儒的熹宗皇帝朱由校非但不思勵
精圖治，反倒寵信太監魏忠賢（本名進忠，後賜改忠賢，河北肅寧人，1568—1627），
聽其擅專國政，廣植黨羽。官僚集團中則上自內閣六部，下至四方督撫，大批趨炎
附勢者竟相奔走奸宦之門，閣臣魏廣微呼忠賢為叔，給事中阮大鋮、禮部尚書顧秉
謙、太常卿倪文煥等拜忠賢為父，此外還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
之類不堪入耳的名號，中外勾結，形成既醜惡又兇殘的“閹黨”，造夠了酵竹難書
的無邊罪孽。而與其對立的一方，便是東林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