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孫竟囗囗於爭“正統”，加之馬阮等小人挑撥其間，以至閩浙叔侄之間勢同水火，
甚至不惜同室操戈、兵戎相見；文武臣屬之中，雖不乏宗羲、之仁等忠勇之士，更
多的人卻貪生怕死、心存觀望，尤其是手握重兵的武將如方國安輩，他們“未建寸
功輒封侯伯……平日驕橫，卑視朝廷，一聞敵至，莫不逃降”（同上），在這種局
面之下，無論宗羲等一班孽子孤臣如何嘔心瀝血慘澹經營，其必然的結果都將註定
是枉費心力。應當說，宗羲對這一點早就看得相當清楚，40年後，他在為孫嘉績撰
寫的墓志銘中寫道：“血路心城，豈論修短？……從未亡社，雖加一日，亦關國脈”，
就算國脈只能延長一天，他也認為自己的心血沒有白費！宗羲和他的同志們不愧是
令人肅然起敬的殉道者，對他們所作的一切，如果用“成敗利鈍”之類的字眼加以
簡單評估，則未免過於冷漠。
在宗羲極力鼓動下，熊汝霖率所部渡江，攻占海鹽，終因軍力單弱，不得不仍
撤回餘姚。到得五月，孫嘉績將其麾下的火攻營撥交宗羲指揮，宗羲又與兵部主事
兼餘姚令王正中（王之仁之侄，字仲偽，宗羲友人）合軍，共3000人，渡過杭州灣，
在壇頭山會同浙西各軍，準備由海寧再攻海鹽，而此時清軍統帥博洛已開始動作。
二十五日，清軍分水陸兩路進兵；二十七日，擁兵20餘萬的浙江總兵方國安挾持魯
王南逃，除王之仁所部外，其餘各軍皆不戰而潰。六月初一，博洛渡過錢塘江，王
之仁退兵漂泊海上，浙東全線瓦解。宗羲收拾殘部，率500餘人遁入四明山結寨自守，
然後獨自下山探尋魯王行蹤，臨行，宗羲告誡部將“聯絡山民”，與附近群眾搞好
關係。不料下屬違背節制，就近取糧，激怒百姓，當宗羲回山時，寨子已被山民焚
毀，部眾也或死或散，而清軍又正在到處搜捕他，於是宗羲只得奉母逃難，避居位
於四明山北麓的化安山雨舍（黃尊素墓園所在），第二年才返回故居。
順治六年（1649），魯王由閩返浙，駐蹕健跳所（今浙江三門以東），宗羲得
知這一消息，又渡海追隨，升為左金都御史，不久又晉左副都御史。其時，大權盡
歸定西侯張名振（宇候服，南京人，1601—1656），而名振自恃功高，開始變得專
橫跋扈起來，其餘諸將也驕蠻無比，“文臣稍異同其間，立致禍”（《年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