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入手，對佛教唯心主義教義和虛無的人生態度進行了批判和徹底否定；他還對佛
家的“能所”概念加以改造、闡發，辯證地論述了“能”（主觀）、“所”（客觀）
間的關係，認為“因所以發能”、“能必副其所”，為中國古代認識論的發展作出
了貢獻。對老、莊學說，王夫之也有深刻的研究，“入其壘，襲其輜，暴其恃，而
見其瑕”（《老子衍·序》），採取批判、改造的態度。在“知”和“行”的關係
問題上，王夫之指出，朱熹的“知先行後”說是“先知以廢行”，王守仁的“知行
合一”說是“銷行以歸知”，擊中了理學和心學的要害；他認為“行可兼知，而知
不可兼行”，強調實踐的重要性，明確提出“知也者，因以行為功”，這一極為高
明而精采的見解是過去的知行學說所難以企及的。他還痛斥宋明道學家的“懲忿”、
“窒慾”、“滅情”等扭曲人性、倫理異化的謬論，主張天理即在人慾中，“隨處
見人慾，即隨處見天理”。這種思想對後人也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
在經學方面，王夫之也別開生面，貢獻超卓。其治經的主要特色是徵實，他的
兒子王放說：“府君自少喜從人間問四方事，至於江山險要、士馬食貨、典制沿革，
皆極意研究；讀史、讀註疏，至於書志年表，考駁同異。人之所忽，必詳慎搜間之，
而更以見聞證之。”（《姜齋公行述》）夫之為學的嚴謹態度和求實精神，於此可
見。
一部《周易》，數千年來眾說紛壇，穿鑿附會、糾結不清。王夫之的《周易稗
疏》在很大程度上廓清了籠罩在《周易》上的重重迷霧，其“大旨不信陳摶之學，
亦不信京房之術，於先天清圖、緯書雜說，皆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談玄妙附合老、
莊之旨。故言必徵實，事必切理，於近時說《易》諸家為最有根據”（《四庫全書
總目提要》，下引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的《書經稗疏》針對宋人蘇軾《東
坡書傳》和蔡沈《書集傳》中的空疏玄虛之說，一一加以訂正，“駁蘇軾《傳》及
蔡《傳》之失，則大抵辭有根據，不同游談；雖醇疵疵互見，而可取者較多焉”。
《詩經稗疏》則考訂草木魚蟲山川器服以及制度，“辨正名物訓詁，以補《傳》、
《箋》諸說之遺，……皆確有依據，不為臆斷”；《春秋稗疏》致力於地理的考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