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
聖賢之心志，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他把小學、文字作為理解
“聖賢之心志”的必由之路，正如舍舟揖無以渡江河、舍台階無以至堂壇一樣。從
他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明白，他強調“明道”的工具是踏踏實實的學問，而不是束
書不觀的空談。他希望通過文字訓詁的功夫，以上窺儒家賢人聖人的“心志”，以
恢復儒學的原旨，這是對宋明儒學的矯正。
2．義理·考據·詞章
宋儒程頤曾將學術門類劃分為三。他說：“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
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注]所謂文章、訓詁、儒者之學，拿清代學者的話來說，就是詞章、考據和義理之
學。程頤把文章、訓詁之學與釋道異端相提並論。他說：“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
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注]
程頤的觀點大體為後世理學家所沿襲。如王陽明就對訓詁之學、記誦之學、詞章之
學大加鄙薄。
戴震在論學中多處涉及到義理、考據、詞章及三者間的關係。乾隆乙亥（1755）
在《與方希原書》中，戴震說：
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於理義，或事於制數，或事於文章。事於文
章者，等而末者也。
在他看來，理義（義理）、制數（考據）、文章（詞章）同為學問之途，但三
者之間有高下之分，義理、考據之學高於文章之學。
至於義理與考據孰輕孰重，戴震的認識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在早年，他把
義理與考據加以分別，認為漢儒、來儒互有得失：“聖人之道在六經，漢儒得其制
數，失其義理；宋儒得其義理，失其制數。”[注]中年則尊考據而輕義理，認為
“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注]。到了晚年，他的學術思想
已經成熟，他承認過去的言論有些偏激，重新確立了義理的地位：“義理即考核、
文章二者之源也，義理又何源哉？吾前言過矣！”[注]他承認義理最為重要，考據、
詞章只不過是通向義理的手段而已。他的真正學術興趣是在義理方面。
但是，戴震所說的義理與宋儒的義理是不同的。他批評“宋以來儒者，以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