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價值觀念和道德哲學等方面對東西文化之差異作了全方位的比較，辨析。得
出結論：西方文化自古相傳的是以理智型為主的思維模式，並由此形成了西洋人處
處追求物質利益的功利主義價值觀和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道德哲學；而中國文化自
古相傳的是直覺型的思維模式，並由此形成了不計物質利益”的超功利主義價值觀
和“尚情而無我”的道德哲學。正是通過這種對東西文化哲學基礎差異的比較、辨
析，基於其認知理論，梁氏提出了他的人類文化將三期次第重現的文化發展觀和中
國文化在不久的將來復興於世的大膽論斷。
他認為，不同類型文化的發展不是平列的、共時態的，而是歷時態的，有先後
次序的，即：西洋文化：第一路向，第一期文化一中國文化：第二路向，第二期文
化一印度文化：第三路向，第三期文化。這種文化演進的次序特徵決定了西中印三
方文化在人類歷史上的時代地位。他認為，西洋文化是按順序發展的，而中國文化
與印度文化因“古初的天才太聰明了”，不待走完第一路向和第二路向，“便中途
拐彎”，過早地走到第二和第三路向上去，“成為人類文化的早熟”，而顯得“很
不合時宜”。但他認為，中國文化雖然以前不合時宜，而“此刻卻機運到來”；因
為走第一路向的西方文化發展到今天已出現了自身無法解決的嚴重危機，必須求助
於走第二路向的中國文化。他因此斷言：在不遠的將來，第二條路向會被重新拿出
來走，“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這便是梁氏的結論——一個先知
式的預言！
正是基於這一信念，梁氏進一步指出，處於轉折的關鍵時期的中國人，為迎接
中國文化重光於世，應該做到：“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態度，絲毫不能容留；第二，
對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就是對其態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評地把中國
原來的態度重新拿出來。”而重點又在於第三條，這“中國原來的態度”就是孔子
的人生態度，明白地說，照我的意思，是要如宋明人那樣再創講學之風，以孔顏的
人生為現在的青年解決他煩悶的人生問題，……若真中國的文藝復興，應當是中國
人自己人生態度的復興，那只有如我現在所說可以當得起！”[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