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已譯出的魯一士《近代唯心論演講集》中關於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幾章以
《黑格爾學術》為名，與另一本介紹黑格爾的著作——開爾德的《黑格爾》同時出
版；1943年又出版了他翻譯的斯賓諾莎的《致知篇》。而他在西南聯大時領導的
“外國哲學編譯委員會”則在短短的幾年間，共組織翻譯了20多種外國哲學名著。
這對增進我國學術界對西方哲學的了解，促進中西哲學的交流與我國哲學的發展，
實在是功不可沒。
正是在深入研究西方哲學的基礎上，並把它與中國哲學尤其是宋明理學中陸五
一派相結合，提出自己的見解，賀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新心學”哲學思想。他在
40年代先後出版的《近代唯心論簡釋》（1942）、《文化與人生》（1947）、《當
代中國哲學》（1947）”等著作，就是反映其、“新心學”哲學思想的代表作，並
因此而奠定了他“新儒家”學者的地位。
在抗戰期間，賀有感於民族危亡，文化衰頹，而力倡“學術救國”。早在1931
年時，他就寫了《德國三大哲人處國難時之態度》一書，以激勵國內學人的救國之
志。“九·一八”事變之後，他的理想與志向使他無法沉默，先後發表了《新道德
的動向》、《抗戰建國與學術建國》和《法制的類型》三篇文章，提出了振奮民族
精神、宏揚學術文化、實行政治革新等主張，並因此受到蔣介石的關注而被四次召
見。當時的賀一心想以學術救國，書生氣十足，他對蔣介石抱有一定的幻想，即幻
想蔣能採用他創立的理想唯心主義來改造國民黨，改造社會。然而，這種幻想隨著
國民黨腐敗無能的日益暴露而很快就破滅了，其思想也趨向進步。抗日戰爭勝利後，
他在北大擔任訓導長時，多次出面保護甚至營救進步的青年學生和教授，深受學生
的擁戴。在北平解放前夕，他經過鄭重考慮，並在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的幫助
下，斷然三次拒絕了蔣介石要他飛往台灣的通知，決心留在大陸，和全國人民一起
迎來了北平的解放和新中國的建立。
解放後，賀仍在北大哲學系任教。1955年調中國科學院哲學和社會科學部（
“文革”後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任西方哲學組組長。
1950年底至1951年，賀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走出書齋，投身於轟轟烈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