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說著，看了看在座的幾位。大州的知州都已經回去了，徐平留下了幾位通判和汝州、蔡州和唐州的知州，要商量後續的營田事宜及三司鋪子的事務。大臣任知州，一般都不會敢這些雜事，他們留在這裡也沒有用處。
天下的賦稅差役，與戶等息息相關，這是晚唐五代以來形成的新局面，不但與以前不同，實際上也與宋後不同。兩宋不抑制土地兼併，甚至有的地方鼓勵土地兼併，都與這一政策有關。只有中上戶的數量多了，地方政府才能徵收更多的財力、物力和人力，下戶和客戶再多，那也是游離於官方財政之外的。
兩稅是按土地徵收，是屬於朝廷的，由三司統一掌管。但還有額外的支移和折變，地方不同，數額不同，就與地方有關了。支移和折變的原則是「先富後貧，自近及遠」，實際上是落在上戶和中戶身上。再加上種科配時估，大多都是採用的相同原則。
所以地方上熱心於土地兼併，上戶越多，就越是增強了地方官府的權利。但對於百姓來說，則千方百計地降低自己的戶等，差一戶等承擔的官方義務就有巨大差別。所以富戶們到了臨界點，不買地，不養牛羊，甚至不種桑樹，有的還故意不蓋大房。
鄉村戶分五等，一般來說，一等和二等是地主，財產多寡不同。三等戶位於中間，既有地主也有富裕的自耕農，四等和五等戶就是貧窮的農民了。這五等戶都是在地方上有資產的，為主戶。再之下，一無所有的僱農則為客戶，不計入五等戶之內。當然，官方統計地方戶口，主戶和客戶分列，但說到地方人戶，則就是兩者相加了。
租庸調製崩潰之後，代之而起的是對百姓的資產徵稅，針對耕地的兩稅，實際上是一種特殊形式。資產越多，官府徵收的稅越重。這資產並不僅僅包括占有的耕地，還包括住的房屋、墓地、水渠、渡口以及磨房等等各種資產，各地有細微差別。甚至住的房屋，有的地方會細算到有幾根梁、多高多大、用了多少瓦等等，相當繁雜細密。
顯而易見，實行五等戶制官方是不可能抑制土地兼併的，土地越是集中，越是利於官方徵稅賦安排差役。上等戶越多，地方官府治理地方的能力越強。這一點，與宋之後的土地兼併完全是不同的概念。五等戶制是在制度上消除民間的貧富差別，但在實際操作中地方官府會盡力擴大貧富差別。沒有五等戶制，只實行兩稅，制度上會鼓勵貧富差別，官方在原則上則抑制土地的兼併，盡力保證減小貧富差別。理論上說，窮人越多，地方官府的施政能力越強，在具體施政上當然會盡力保證有更多的小農。
事實證明，官僚的節操和施政能力與制度安排的影響力完全不是一個級數，任何時期制度導向的影響力都是遠遠超出官府的實際操作能力的。兩宋民間對土地一直不熱衷，到了最後的歲月，甚至把天下的耕地全部收歸官有，也並沒有引起太大的波動。便就是有五等戶制在上面壓著，平民百姓並沒有瘋狂聚斂資產的勁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