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經濟的條件下商業不發達，這種做法還行得通，到了商品經濟就不行了。如果公司還是像先前的商鋪那樣管理，大的公司必然會偷逃稅款，負擔向中小商戶轉移。
公司抽稅，不能用先前那種粗糙的手段，必須要合理，才能起到徐平所想的作用。按照前世的經難，徐平對京西路新成立的公司重新定了收稅的條例。
首先就是營業稅或者是增殖稅，這是最重要的稅種，也是公司跟以前的商鋪稅賦負但最大的不同，按照公司的經營規模來抽稅。商業和服務業類主要是營業稅，按照交易額抽取固定的比例，工業類則主要是增殖稅，按照利潤來抽稅。當然，一些小的公司，比如唐大姐等人製衣小公司，為了簡化手續，也同樣是按營業稅來收取。
再一個城防稅。公司都是開在城裡面，城牆的修護，道理的整治，還有河道，這些公共事業同樣要由公司負擔。這稅與營業稅和增殖稅區別開來，直接作為本城的收入，由地方上掌握，按營業稅和增殖稅的固定比例徵收。
與城防稅差不多的是教育稅，以後教育經費不再時有時無了，有固定的來源。這稅也同樣是由地方官府掌控，建立學校等各種公益性的教育事業。
還有一個所得稅。同樣的規模，有的公司利潤高，有的公司利潤低，不可能負擔同樣的稅賦，由所得稅來調節，按照公司的經營利潤依比例徵收。這一部分稅款直屬三司，不像營業稅和增殖稅一樣要與地方分成。
最後一個是契約稅，也就是徐平前世的印花稅。所有正式的契約、合同之類全部都要交這一種稅，向官府買專門印製的貼條，跟郵票差不多，貼在契約文書上，按照契約的交易數額徵收。如果文書上不貼，則就得不到官方的認可，後果自負。
契約稅這個年代本來就有，同樣是由官方公證的契約收取。只是一般情況下，官府斷案並不會因為沒有官方公證就不認可契約的法律效力，所以逃稅很普遍。公司跟個人不一樣，不用考慮人情，所以徐平改了徵收方式，嚴格徵收。印的貼花也同樣由有公證功能的書鋪發賣，立契約的同時收取。
契約稅與其他稅種不同，是屬於內藏庫的，歸皇帝個人所有。這麼大的改革，總得讓有守財奴特質的皇家得到點好處，不然皇帝的支持只怕要打折扣。
這些稅要想收上來，就必須要有專門做帳的這麼一個人群，要不然的話，以後官府不用做別的了，天天就審理各種逃稅的官司。這些做帳的，由官方給予權威，由公司支付報酬，是一個特殊的階層，作為官方和公司之間的緩衝。
雖然這些事情可以由公吏來做，但官方的身份會加劇與經濟實體的矛盾。有了這麼一層緩衝，官與民的衝突便就不會那麼激烈，而且也同樣可以約束官辦公司。而這一個人群，也會成為徐平改革的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