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道：「此事急不得，且先在京城裡再忍一忍。你有今日局面不容易，現在覺得日子難過，等到出去了更加難回來，不如現在先經營一番。」
高大全不好違了徐平的意思，只好應了，看得出來心裡並不願意。
北宋之所以建立，是宋太祖在陳橋驛黃袍加身，由一幫軍中老弟兄推上台來的，一如五代舊例。各種陰謀論可能有也可能沒有，都無關大局，最重要的是這個事實，宋朝是因為軍隊的行為而開國的，是一個先有軍隊再有國家的朝代。整個國家一直到滅亡，最少在形勢上一直保持軍事化管理的色彩，就連地方官府也一直保持著晚唐五代藩鎮的官吏職位和格局，地方最重要的庫稱為軍資庫，用處就是用以贍軍。不管是「崇文抑武」也好，還是後代一部分人認為的「重文輕武」也罷，都要明白一點，宋朝皇帝的統治基礎是京城的數十萬禁軍。最少到這個年代，還沒有任何改變，什麼文臣的忠君愛國都是點綴。
三衙禁軍才是趙家坐在皇位上的保證，是政權不可搖動的根基，國家大政，是圍繞著皇帝怎麼更好地控制禁軍來的。禁軍能打不能打，不是取決於什麼樣的軍事制度，而是取決於皇帝對威脅的判斷，使他在皇位上坐不穩的是外來威脅，還是來自內亂？
軍事是政治的延伸，從屬於政治，取決於政治，多了千年見識的徐平，對這一點應該有也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因兵立國的大宋，在這一點上表現得特別明顯，軍隊的戰鬥力實際上跟政治認識密切相關，政治認識變了，軍隊的戰鬥力便會飛速改變。
真宗之後治國便就講祖宗之法，而祖宗之法的主體又是由宋太宗定下來的。宋太宗對國家威脅的認識講得非常清楚，「國若無內患，必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為之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焉。帝王合當用心於此。」
既然認為國家的威脅是來自於內患，那麼禁軍最重要的要求就是不作亂，至於平定反抗，只不過是捎帶手的事情。只有認識了這一政治方針，才能明白禁軍不能打的根源，實際上皇帝也不需要他們能打，只要混吃等死不作亂就算完成政治任務。
終宋一朝，這一條根本的政治方針基本沒有改變，短時間或許有變化，但很快就會把防內患當作政治的核心。用心於防內患，國家兩次滅於外族，便就不奇怪了。
在這樣的指導方針下，三衙禁軍就是個讓人恨得咬牙切齒又無可奈何的怪物，吞噬著天下大部分的財富，卻又懦弱無能。自太宗朝後，對外戰事罕有勝利。
徐平對於這一點早就有模糊的認識，在邕州的時候，他寧願組織鄉兵，也不願使用隸於三衙之下的正規廂軍，便就出於這樣的顧慮。三衙不但是自己屬下的禁軍不能打，還會天然地對抗能打的一切境內軍事力量。三衙的政治任務是消滅內患，那麼消滅內部的戰鬥力就是政治正確，實際上越是脫出三衙掌控的戰兵，戰鬥力越強。
大宋因軍而開國，政權的根基在軍隊，軍隊的核心在三衙禁軍，這裡聚集了最豐富的軍事資源。要想在軍事上有所作為，脫離開三衙是不可想像的，不管怎麼委屈，徐平還是希望高大全能夠在三衙禁軍中培養些人脈。有了這個基礎，以後到了邊地立了軍功，才會有更大的成長空間。也只有最後回到三衙系統中，才能夠真正功成名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