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庠是詞臣，討厭戰爭，也懼怕戰爭，哪怕前線連連獲勝，仗在打著他就覺得心驚膽戰。從晚唐五代以來，契丹憑藉超強的國力操控中原政局，動不動就大軍南下，在這些人心裡便如夢魘一般，揮之不去。不知不覺間，他們下意識地就把党項與契丹視為同類，擔心戰爭繼續，一個不好党項大軍進入關中，威脅天下。能夠議和最好，國家周邊從此相安無事，國家安定，他們做個太平相公。
張方平等年輕官員，則是算經濟帳，算來算去覺得打下去不划算。現在朝廷的錢糧充盈，發展蒸蒸日上，與其把精力花在打仗上，不如全心全力把國內經營好。
反對議和一力主戰的，以三司的官員為主力。每當有官員說打仗要花錢，程琳都是簡簡單單一句話，朝廷有錢，三司現在最愁的就是怎麼花錢。你千言萬語，就頂不過三司手裡拿著大筆錢花不出去的事實。把錢發到獲軍功的軍人身上，總好過亂七八糟不知道花哪裡去了。而且三司屬下有營田務，還有各種場務，他們需要肥沃的興靈兩州，更加需要通向西域的商路。海上貿易換來的是金銀和各種奇珍，西域商路卻可以換來香料和馬匹，特別是馬匹，對於大宋來說有特別的戰略意義。
但在朝中主戰聲音最大，叫得最響的，卻不是三司，而是同知諫院蔡襄和以館閣校勘正編修《崇文總目》的歐陽修。他們兩人素來以敢說，言辭刻薄不留餘地聞名，而且有些刻意地向賞識自己的人動刀。晏殊是一代文宗，對這兩人非常賞識，正好被他們集火。
三司官員主戰是立足於本衙門，擺事實講道理，這兩人卻沒有這麼客氣。特別是歐陽修，充分發揮他的文學專長，旁徵博引，從三代到晚唐，痛陳求和的壞處。
這兩年歐陽修春風得意，已經從被貶夷陵的低谷中慢慢地恢復過來。
先是范仲淹帥延州，曾辟他去做掌書記，歐陽修認為讓他做「掌箋奏」的工作是大材小用，以要奉養老母為由婉辭。至於當年因為支持范仲淹被貶夷陵，應延州徵辟有結黨嫌疑，歐陽修對這說法倒是不屑一顧。所謂「朋黨，蓋當世俗見指，吾徒寧有黨耶！」
回京任館閣校勘，又有宋祁在被授知制誥時，舉歐陽修自代。知制誥是青雲路，以歐陽修現在的人緣，自然不可能，不過也說明了他已經進入了一個小圈子。
有蔡襄和歐陽修兩人主戰，此事便鬧得滿朝風雨，他們的文章被廣泛傳閱。
幾天之後，崇政殿裡趙禎與幾位宰執依然在議論此事。富弼陪著劉六符在路上慢慢向京城來，西北的徐平正整編軍隊，戰事不會在年前起來。但到了年後，不管怎樣朝廷都要定下方向。徐平近二十萬大軍駐紮在鎮戎軍以北，花費巨大，不能在那裡乾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