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業社會,剝削主要是表現為地租和借貸。特別是在中國,借貸是不亞於甚至超過收地租的剝削手段。看古代社會的剝削程度,絕對不能只看地租和賦稅差役,必須把借貸綜合起來,才能看清真正的面目。說哪個朝代對底層的壓迫如何,看朝廷收了多少賦稅最不可靠,加上地租占收成的比例約略有譜,再加上借貸才能識其真正面目。
歐洲或許不是如此,徐平前世的課本上,農業社會的剝削,講的最多是地租。從絕對地租,級差地租,林林總總,一切都從各種地租剝削生發開去。
但在中國,大多數朝代地租都不是惟一甚至不是主要的剝削手段,改革核心之一,必然涉及到社會借貸。只有從這個角度,才能理解青苗貸對這個時代的意義,為什麼會被提出來。青苗貸就是把農業生產中的一部分,從剝削階級手中取到官方的手中,同時降低耕種田地的農民負擔。本質上來說,是減租減息之一部分。只是由於生產力和手段限制,最終的結果是官府取了借貸的這一部分利益,而並沒有減輕農民的負擔。舊黨對青苗貸反對的立論基礎,是沒有達到預期減輕農民負擔的目的,新黨堅持的基礎,是官府從剝削階級手中取到了這一部分利益。改革者和反對者,都不全對,也都不全錯。
借貸要不成為剝削的手段,應當是無息貸款。春天我借你一斗糧,秋後我再還你一斗糧,多一些表示謝意,還得少了是我無賴。摻入了貨幣經濟,便有了價格波動,完全使用貨幣又有了通貨膨脹和緊縮。但從根本上,應該我借了多少價值,還你多少價值,多出來的利息就是剝削之一種。隨著社會的發展,借貸成為銀行,發展成為金融產業,在最根本上有解急難的積極意義,同時依然是剝削的手段。
結合中國的實際,來看王安石變法的措施,才能看清其為什麼要那樣做。以從歐洲泊來的意識形態觀察,必然是不得要領。必須認識到,變法的本質,是對治下的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進行調和,是使用各種手段,逼迫剝削階級讓利,減輕底層被剝削程度。這才是根本,至於改變所有制,只是表象。讓資產階級上台來發展資本主義,實際上在中國完全不可能,中國的政權,從本質上就不允許徹底墮落成進行階級壓迫的工具。
如何認識剝削,如何看待剝削,如何處置剝削,是意識形態核心的問題。共產主義認為剝削可以完全被消滅,資本主義認為剝削的存在天經地義,中國的實用主義傳統認為剝削不合理,不應該存在,但不得不讓其存在,從而要加以各種形式的限制。用調和限制的手段對朝政進行改革,就是這個朝代被大多數人認可的方向。
認識到這一核心問題,徐平的改革才有方向。方向對了,才有手段合不合理,才有施行的過程中順利不順利,才有利與害的比較。
「委曲求全,只能委曲求全——」趙禎揉揉額頭,問徐平,「就沒有兩全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