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原則，縣一級保留一處官方經營的酒樓，和一處官方經營的邸店。州一級則按等級，保留二到五處。超出數字的，把小的賣掉擴建大的，形成規模化的經營。官方所有的這些商業，不再使用衙前，而是雇專人經營管理，制定獎懲制度。
宋朝現在問題是，在城鎮是官有經濟占的比重過大，官府對利潤的搜刮過甚，讓工商業發展不起來。通過向民間讓渡小型工商業，來刺激經濟的活力。
與向民間開放工業和服務業相對應，通過三司鋪子和各種民間會社經濟，把畸形繁榮的商業的主導權，從一些大商戶的手中奪過來。他們藉助官方力量實行行會壟斷，在獲得超額利潤的同時，打擊壓制了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
出乎徐平意外，王安石表達的不同意見，竟然是覺得對民間放權讓利不夠。他以鞏縣為例，認為已經有了驛館，官方的人員往來住處和酒食供應有保障，再保留官營的酒樓和邸店各一處沒有必要。如果把這個市場完全放給民間，百姓得利更大。
徐平把這封書信翻來覆去看了幾遍，實在不相信這是王安石提出來的意見。在印象中可不是這樣，王安石變法是把民間的工商業全部收歸官有，走得比自己更遠。
中國歷史與歐洲有著完全不同的軌跡，在宋朝和之前的朝代，經濟中不管是農業還是工商業，官方都占有巨大份額。宋朝是一個頂峰，王安石變法直接把工業、商業和金融業幾乎全部收歸官有。同時在鄉村推行保甲法，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
如果徐平要借鑑他前世新中國剛建國時的做法，在這個時代完全可以推行下去，王安石實際上已經做過了。那次變法的問題，是把經濟權力收上來之後，沒有用這些錢發展社會生產，而只是讓國家掌握了經濟命脈。龐大的改革，真正與發展有關的，只有農田水利法等了了幾項措施。生產發展不了，改革必然被舊黨反對，這種反對有社會基礎。
如果徐平記得他前世整套的工業技術，完全可以提前幾十年做王安石變法的事。農村分田之後實行保甲法，利用工農業剪刀差，最快的速度發展工業。到徐平年邁的時候，說不定就可以開始星辰大海了。出去殖民的收益，極大可能比不上集中精力發展中國本土的收益。那樣的結果，就是在中國建了個地上神國，其他地方全是原料產地。把經濟的大部分收歸官有，在這個時代，並沒有制度和思想上的阻力。
當文明大潮衝擊全世界的時候，會讓很多人產生錯覺，以為全世界所有地方的發展進程都是一樣的。蒙古人打下了亞歐大陸的絕大部分土地，當時很有可能，大多數人也認為他們那一套奴隸代理制能夠千秋萬代。實際上只有幾百年，這一切便消失在歷史長河裡。
用封建社會指代一個歷史時期，來分析歷史，應該是大致準確的。但那要封建是真的封建，像中國這種，從秦朝之後便就告別封建，必然是另一種形態，另一種進程。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這個生產力是相對的，與人的欲望有關，而不是絕對的。歐洲人認為歷史有一個明確終點，是他們一神制文明的慣性，只是他們那樣認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