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道：「官不與民爭利是不對的。若說官員不許與民爭利還有道理，朝廷不與民爭利是何道理？治理天下，朝廷總是要用錢糧。節流總是有限度的，若是無處不可省，朝廷也就可以不要了，是也不是？又要輕徭薄賦，又要不與民爭利，朝廷的錢糧從哪裡來？總不能憑空變出來。我在三司多年，明白了一個道理，凡不加賦，不爭民利而讓朝廷日用自足的辦法，大多對天下有更大的害處。節流不能夠空講，應當詳列條貫，一年哪些錢當花哪些不當花。節流是在列條貫的時候，而不能條貫出來之後，再空口去講。是以一年朝廷就用這麼多錢，不去奪民利，便就要加賦稅。所謂爭民利，爭的是勢力人家，工商大戶的利。真正細民的利，本就沒有，又向何處爭去？」
「加賦稅，天下之民，無論貧富，均受其害。三司營場務，是從富戶手中爭利，都一樣是用作朝廷治天下之費。何者可取，何者不可取，顯而易見。」
「由此可見，三司營場務本就是為了不苛求錢糧於細民，營利只是手段。是故不當捨本逐末，死守三司之利不放。之所以要把小的官營場務發賣於民間，是因一切皆在三司手中，難免年深日久，事事苟且。因何？三司只要滿足朝廷之費，便就足夠，以一定本錢賺出儘量多的利錢，並不苛求。而只有百姓得利，手中有錢，所需之物才會愈來愈我，才會要天下盡心求治生產。此是放水養魚，於天下有利。」
「天下產業盡集於三司，固然不可，三司手中無產業，一切求於細民，也是不當。其間分寸拿捏，便是朝廷之政合適不合適。此次鞏縣要建大車，便是如此。三司因為匠人的一切本於場務，不許其為私人會社效力固然不當，任其隨意施為也是不當。是以，臣以為當讓鞏縣那個私社，與三司妥善商量，給出如何價錢，三司允其用自己的技術，用自己下屬的場務來制大車為是。只要價錢商量得妥當了，此事可行。以後若有同樣的事情，皆可沿用此例。民間會社之間，也可比照辦理。」
簡單地說，技術轉讓費、專利費、市場准入，都是有價錢的。只要其他會社給得起價錢，便就應當讓他們做。三司不能搞行政壟斷經營，而要主動參與市場競爭。三司有國家資本支持，有各種各樣的優惠政策，競爭不過就有問題了。
徐平提出的這個辦法，首先獲得了呂夷簡的同意。這就跟禁軍的改革一個道理，把朝廷的某一部分搞成封閉集體，跟社會隔絕開來，早晚會形成各種各樣的弊端。不但是耽誤了社會發展，還形成了不融入社會的特殊人群，百害而無一利。
三司的產業，同樣要跟社會的其他產業一樣，僱人經營，僱人管理，僱人作工。產業是經濟組織，不是政府衙門，一切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官方只要掌握財政權和人事權，其他事務可以放手，比照民間的會社經濟管理就是。
這些產業獲得的利潤，可以投入到社會的各項事業中去。用這種手段來籌措政權管理天下的一部分費用，而不要事事都靠稅賦。稅賦一加一減，無不引起天下震動。不如用這種手段，儘量減小因為經濟波動，而加在天下百姓身上的負擔。政權當向人民示恩，而儘量避免採用加稅的辦法，引致民眾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