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中午方清醒些，起來吃飯，傍晚與老陳去安曼機場，等歐共體三外長來訪，可等到晚上１０點半還沒有。老陳說“咱們回吧”。說著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疼得我直哆嗦，話也說不清了，上下牙直打戰，眼冒金星。我說，今夜星光燦爛。
半個月下來，我做飯技藝大長，黑背和它兒子也肥了不少。我自己體重增長了五公斤，兩位大使都說我比剛從開羅來的時候壯多了。
３月１４日，我們重返巴格達的前夜，巴格達鄭大使揪住我的攝影背心：“鴨子，明天我就帶你回巴格達了。可你哪也不象個外交官，倒象個馬戲團的。”我攔住約旦章大使：“章大使把您的洋服換給我得了，我願出一條共和國衛隊腰帶。”章大使是個極嚴厲的老頭，在使館的人全怕他。可他就是愛聽我講故事，還老笑話我：“唐小鴨不敢吃魚怕扎刺，長不大，乳臭未乾！”我質問：“那你還愛聽我講故事。”他說：“我喜歡你這孩子。”
二十四、我和河野
二十四、我和河野
９１年７月底，我從河南災區回到北京，出乎意料地接到日本共同社記者河野從北京外交公寓打來的電話，想不到這老兄竟真的調到北京任常駐記者。電話中他迫不及待地要來一睹我是不是還完整無損，念念不忘海灣戰爭期間我前胸後背的五星紅旗。我弄不清是誰編造了我已不在人世的神話，乃至在開羅機場碰到一個叫小原洋一郎的日本攝影記者，遞給他一張我的唐老鴨名片時，他竟懷疑我是個冒牌貨。
河野是我上北大時的校友，我念國際政治系，他念中文系。８９年夏河野曾在北京工作過一段時間，亞運會時他又為我拍的《毛主席外孫在亞運村》配寫過文章。想不到在海灣戰爭爆發前一個星期，河野和我在巴格達拉希德飯店門廳里再度相會。當時他身穿一套筆挺的西裝，我著一件土色攝影背心，前胸後背各縫了一面五星紅旗，讓他羨慕得不行。美聯社攝影記者多米尼克稱此為世界級搗蛋鬼的又一次大聚會。
戰時巴格達的政府機關、商店、銀行、醫院、加油站、煤氣站、機場、車站、立交橋、重要路口、集市、廣場一律不准拍照。荷槍實彈平端ＡＫ—４７步槍的士兵，遍地都是。頭頂上是編隊巡邏的ＵＨ—１“北美馴鹿”武裝直升機。如果沒有伊拉克新聞官員陪同，你乾脆別背相機上街，且不說軍警和便衣，光是革命覺悟極高的老百姓你就對付不了。經驗豐富的河野對我的裝束大為讚賞，我說這全是新華社我老闆的主意，如果戰爭打完你我還勉強活著，我一定也送你一面這樣的新旗，不過我老闆絕不會在你後背上繪上新華社。河野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患難與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