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關鍵的上升期，出了雙方各執一詞、一時間不會有結果的事情，在結果出來之前，是否需要自肅？”他問，“先前被否認的指控是真的，那麼只能道歉，隱退，之前的活動也會變得尷尬，如果最後的結果是清白，又在爭議期間停止了活動，那巨大的損失，該由誰來負責呢？”
“可能我想得太多了，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不大”，鄭智雍提完問題以後見好就收，努力地讓自己顯得不那麼咄咄逼人，“記住我不是高尚就行啦，也沒那麼迫於無奈，只是承擔得起損失，不怎麼在意而已”。
“接下來我也要自肅一段時間，為我可能開創的，不好的先例。”
黃奉全看著手機屏幕黑下來，一句話都沒有說。
“我想起了半年前thinker的道歉。”黃佑俊說。如今的人們回憶起半年前，想到的基本上是鄭智雍和anti之間的交鋒，還有那首今年最火熱的《故事》。為數不多的人還記得，被罵到狗血淋頭也不會輕易退讓的鄭智雍在被李希成踢了一腳以後，卻鄭重其事地為他的優秀可能給殘疾人群體帶來的負面影響說了對不起。
黃奉全當然也記得：“他是有責任感的人，只是不說。”
黃佑俊點頭。黃奉全那一輩的人按說不會對哪個年輕藝人有格外的好感，鄭智雍能夠成為例外，是因為他殘疾人的身份，也因為鄭智雍足夠優秀和特別——只是運氣不太好，明明是個不錯的人，偏偏攤上了一大堆事情。
“已經結束了”，他安慰道，“雅琳的節目還會繼續錄，我在dispatch聽到的要求是站在thinker那邊，順便損一損首爾體育”。
雖然作為記者理論上應該有保密意識，但給年過七旬垂垂老矣、早就與社交脫節的祖父透點東西，黃佑俊沒覺得有什麼不對。
“格外強調‘thinker不會說謊不會出錯’，是因為什麼呢？”
黃佑俊對著祖父深邃的目光，一時說不出話來。
“我可是活了七十多年，你覺得時間讓我變成了老頑固嗎？”
當然不是。
黃奉全經歷過五六十年代的軍政府統治，七十年代的“漢江奇蹟”，九十年代轟轟烈烈的民主化運動，直至今日。他那樣智慧的老人，不會把某個時代的法則視為一直以來的真理，而是歸納總結，深刻地了解到人怎樣造就時勢，時勢又怎樣造就了人。
“上面的要求，我也不知道”，黃佑俊說，他那個級別的小記者，能知道的確實不多，“我是做記者的，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把看到的東西當做真相”。
在大眾的眼裡，真相是有的記者想搞個大新聞，或者看cj、thinker不順眼，明明是鄭俊英的事情，偏偏要拖鄭智雍下水，卻被乾淨利落地回擊，鄭俊英“無嫌疑”的結論一出，鄭智雍也連帶著證明了自己的清白。而在了解一點情況的黃佑俊眼裡，宛如一場簡單粗暴的打臉大戲的背後是他難以看清的暗流，他甚至不知道一面為鄭智雍說話一面又近似於捧殺的、他所供職的dispatch，在裡面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最容易確定的是，活動了一周就被迫停下的鄭智雍很冤枉。
“好在結果是好的”，黃奉全只能如此感嘆，“我不希望你們一下子走到太高的位置，瘸了腿可能是一個原因，另外就是能量和地位不成正比，容易成為犧牲者，人只有那一輩子，換了個時代以後，誰也說不清楚過去的犧牲是否值得”。
同樣的事情換在李家，就是另外一副情景了。李源浩整理了他在網上看到的事情始末，回去告訴沒空刷手機的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