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忙着处理北线的乱局外，日军高层还忙着扶植汪逆上位，进而分裂国民政府。
汪对抗战本无信心，虽然写过装点门面的抗战八股，但他的得意之作，还在骂游击队，说他们是游来游去，游而不击。尽管汪身居高位，但是却在蒋的压制之下，因此汪精卫、陈璧君夫妇俩深感寄人篱下，十分抑郁，如果一朝独立为王，朝廷虽小，终胜牛后，民族软骨病在他身上起了作用。
早在1938年的时候，汪精卫就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为代表，与日本代表影佐帧昭、今井武夫等人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举行最后谈判，双方经过８天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所谓“重光堂协议”。
根据这个协议，双方约定缔结华日防共协定，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日本在“防共区”驻兵。还要承认（默认）满洲国，日本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华日经济提携，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
作为条件，恢复和平后，日军在两年以内撤军。
另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军方对中国分而治之的战略。日本军方感到一个统一的大中国对日本总是一个威胁，最好的消除中国威胁方法就是把中国分为数个国家“分而治之”。
日军先在东北制造了一个满洲国，又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在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于１９３８年４月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日方本来计划汪精卫出面建立一个局限于云南两广的地方政府，而汪精卫坚持必须撤销梁鸿志和王克敏等的地方政府，由汪精卫的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中国。由于汪精卫在此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日方最后让步同意汪精卫的新政府统一领导中国。
达成协议之后，汪逆便开始图谋出走重庆，然后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到沦陷区重组班底。
当时从重庆外出的道路有两条，一条由重庆飞香港，很捷便，但太冒险，一来是有日本人的战机不断地轰炸，二来是国民政府的情报机关也对外出的人员要审查。
另一条是经昆明赴国外，先到安南（今越南），再图北上。
这后一条路比较安全，但问题是首先要征得龙云的同意，才好行事。
在这之前，陈璧君就以视察抗战后方为名，分别到各地看看。到了昆明她见了龙云，谈汪精卫在重庆徒拥虚名，对国家无可贡献，很想换换环境；再谈抗日战争旷日持久，蒋介石总以非嫡系军队作牺牲，即使若干年后抗战结束，共产党势已坐大，西南风云恐亦变色了。
陈璧君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演员，边说边哭，龙云为之动容，向陈保证：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决无问题。
因为事先陈璧君已从龙云处得了这颗定心丸，所以这次汪精卫等决定取道昆明。
先是周佛海、陶希圣假名到各地宣传抗战去昆明。
继之，汪精卫亦称要赴各地作抗战演讲，由原改组派骨干、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彭学沛为他购买机票，于１２月１８日带了陈璧君、曾仲鸣等飞昆明。
第二天，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由昆明乘坐龙云代包的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直飞河内，从此搞出一幕日本人提线的降日卖国、历时六载、终于幻灭的历史丑剧。
汪精卫出走重庆后，不少外国电台报道说：汪精卫外出是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日本谈判和平问题。
但很快，身在重庆的老蒋就让外交部紧急发表声明：“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
然而由于汪精卫在党内的地位，蒋介石担心汪精卫的出走影响人们对国民党的信心，最初只是对外声称汪精卫前往河内治病，为汪精卫返回重庆留下一条后路。
碍于汪在国民党内部的人望和地位，蒋也不敢过分逼迫与他，还是希望他能悬崖勒马。
在“艳电”事件发生后，老蒋先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精卫回重庆，但遭到了汪的拒绝。
然而汪精卫的和平通电发出后，他的和平计划遭到很大的挫折。
第一是近卫食言没有在声明中公布撤军的许诺，汪精卫本想近卫也有困难，准备今后再继续交涉撤兵一事。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近卫内阁竟然在他发表艳电仅仅５天后宣布总辞职，使汪精卫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第二是龙云变心，没有按照当初的承诺发表对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响应，迎接汪精卫在云南建立新政府。
汪精卫本来并没有考虑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所以龙云的变心使汪精卫设想的和平运动完全泡了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