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政协委员在每次政协会议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代表所在界别向大会提交会议提案，供县委、县政府决策时参考。每次会议前我都会拜访文艺界别的名流、权威，征求他们对提案的意见。我更没有忘记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呼声。特别是作为县文联的工作者、组织者，我十分注重与业余作者交朋友，尤其是农民作者在我心里更是被放在第一的位置。我多次召集农民作者座谈会，鼓励他们说出心里话，提出对县委、县政府的真实和合理要求。我把各方面的意见和企求汇总，突出重点，形成材料，在政协会议上作为提案上交。迄今我脑海里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我在1984年3月29日向县政协提交的《关于加强县文联工作的提案》，吁请县委、县政府、县人大重视文联工作，合理解决活动经费、办公场所、人员编制等问题。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提出的意见和要求，均被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决策时所采纳，很快给县文联配备了办公场地，拨出了专项经费，人员编制也得到了落实。从1984年到1987年，全县业余文学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业余作者队伍空前壮大，遍布全县的每个乡镇。县文联连续主办四届沧浪笔会，培训作者180多人，从北京、上海、黑龙江、福建、长沙等地邀请著名作家、文坛泰斗萧军、叶君健、浩然、峻青、陈模、于雁军、黄世衡、曹文轩、钟涛、周健明、未央、谢璞、金振林、邬朝祝、刘霄等，在可容纳1200多人的汉寿县影剧院、拥有800多个座位的汉寿县棉纺厂大会议室，开坛设讲，传授文学创作经验。那些日子，无论汉寿县城，还是蒋家嘴镇，都出现了家家谈文学，户户话沧浪的独特景象。《文学报》《文艺报》等均作了专门报道。县文联创办了文学期刊《沧浪》，发表业余作者们创作的作品，形成创作方阵。这些，都因为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对文联工作的高度重视，尤其在经费上给予了保障。每逢作家、编辑来汉寿讲学、采访、创作，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的主要领导都会出面接待，亲自陪同，在全国被传为佳话。作为呈交提案的政协委员，看到自己的提案被采纳，并迅速转化为成果，我内心深处既感到荣耀，也感到自豪。
四
那些年，当政协委员最好的待遇，就是能无偿得到汉寿县政协主办的《汉寿文史资料》。它不定期，不出售，但内容极其珍贵、丰富，质量远比那些公开发行、出售的刊物上乘。我每期收到，都是在第一时间拜读，而且是从头至尾，不漏一字，不留一页的通读，并认认真真地做上记号。读后每期收藏，视为珍宝，受益匪浅。我也在《汉寿文史资料》第4辑发表了《著名作家蒋牧良访问红菱湖》一文。我从汉寿搬家到长沙，又从长沙北搬到长沙南，再从长沙东搬到长沙西，多次倒腾，我都舍不得把《汉寿文史资料》放弃、卖掉。我不仅没有这个行动，就连这个想法也从没有产生过。我把《汉寿文史资料》视作我生命中的一部分。遗憾的是，我辞去汉寿县政协委员一职后，就失去了得到《汉寿文史资料》的权利。如果能让我永远不辞去这一职务那该多好啊！我就可以永远得到《汉寿文史资料》。但按政协章程，委员调异地工作必须辞去。
五
我当上政协委员以后，我的眼界迅速拓宽，我交往的范围也迅速扩大。仅从文学创作角度而言，我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采访线索。在县政协的帮助下，我联系上了汉寿籍火药专家、国防科技大学一级教授、帅孟奇从小到大几十年不变的老朋友、省政协常委曾石虞先生。1987年9月5日，我登门采访，已86岁高龄，因视力几近失明而三年前就已谢绝见客的老教授，破例热情接待了我，与我长谈了3个多小时，并完全凭借手感为我题写了他赠送给帅孟奇的一首七律诗《不辞危苦以身承》。从他的口里，我得到了有关帅孟奇早期求学、革命的鲜为人知的宝贵素材，为我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奇人帅孟奇》打下了坚实基础。采访当晚，在一股激情的撞击下，我写作了散文《不辞危苦以身承》，向世人展示了帅、曾两家世交在患难岁月结下的宝贵友谊和共同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大无畏精神。树立了汉寿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家的光辉形象，对后人有着重要的教育启迪作用。
总之，拜下大批老师，结交很多朋友，学到新的知识，提升人生信念。这就是我在汉寿县连任三届政协委员的最大收获。也许有人认为，区区县政协委员有什么值得一说的。但在我心里，这比做了美国国会议员还要自豪。至少我不是花钱买来的。人民选择了我，我为人民做了事。我在为人民做事的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升华。有什么比这令人更高兴、更自豪、更骄傲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