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所谓“十万火急”是国务院的看法,催请国会审议对德宣战案。汤化龙虽同情内阁的处境,但他以议长的地位,必须顾到顺应同人的立场,大家对段内阁抱有极深的恶感,他自然不便过分起劲,关照秘书厅发通知,邀请各派各系的领导人开茶会,决定五月十九日开大会审议。
这是到了关键性的时刻,段祺瑞由于“公民团”那幕闹剧,搞得太不漂亮,所以这回不敢掉以轻心,预期审议时,对于对德宣战问题的利弊得失,必有一番激烈的争议,亦极可能要求内阁总理出席,所以连日与徐树铮商量,将国会中可能会有的反对意见,以及应付之道,设想得既周延,又深入。段祺瑞除了自己“用功”以外,还准备必要时由徐树铮作细节上的补充说明。
到了开会那天,徐树铮一早就到了府学胡同段公馆,全副戎装,预备随总理赴会。段祺瑞是中装,宝蓝实地纱的袍子、玄色软缎的马褂,也早就穿得整整齐齐,坐在客厅中等候国务院来电话邀请。
“十点钟开会,总得十一点钟才会来请。总理不妨宽了衣,轻松一会儿。”
徐树铮的话未完,电话铃响了,是张国淦打来的。
“我是又铮。”徐树铮问,“会开得怎样?”
“开完了!”
“开完了?”徐树铮看着手表说,“现在才十点一刻。”
“只开了五分钟。”张国淦的声音中充满了委屈。
徐树铮知道坏了,他的脑筋很快,随即问说:“五分钟,只能讨论程序。”
“是的,讨论程序。只得两个字:‘缓议’。”张国淦问道,“总理在不在?”
“在。”徐树铮答说,“蓝袍黑褂,正襟危坐。”
“国会报复太过。请你报告总理吧!”说完,张国淦挂断了电话。
于是徐树铮将张国淦的话转告段祺瑞。听到一半,段祺瑞的脸色大变,及至听完,使劲一拍茶几,用力太猛,将刚送来的茶碗都震落在地上,打成碎片。
“要这种国会有什么用!”他大声吼道,“如果讨论问题,有理由推翻这个案子,我还咽得下这口气。现在根本对问题考虑都不考虑,这是什么态度?”他的脸色铁青,冷笑着说,“哼!每个月白花花大洋钱几百块,狂嫖滥赌,国会议员是这么好当的吗?”
徐树铮却相当沉着,他也早作过最坏的打算。“箭在弦上了!”他问,“是不是请大家来谈一谈。”
所谓“大家”便是指督军团。等段祺瑞一点头,徐树铮随即打电话到国务院,直接找庶务科长,用命令的语气,关照他尽可能多派汽车,将留京的各省督军、省长、镇守使都接到府学胡同来开会。
近午时分,七省督军都到了:直隶曹锟、山东张怀芝、河南赵倜、江西李纯、湖北王占元、福建李厚基、吉林孟恩远,此外还有安徽省长倪嗣冲、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蒋雁行、晋北镇守使孔庚。
七省督军,有三个是炸嗓门的天津人:孟恩远、曹锟、李纯;两个嗓门小不下来的山东人:张怀芝、王占元;此外蒋雁行、田中玉都是河北人;倪嗣冲籍隶皖北,李厚基出生徐州,不是黄河以上,就是长江以北,加上一个嗓门清亮的湖北人孔庚。这个场面之慷慨激昂,不在话下。
“他奶奶的,给脸不要脸!”王占元先骂了起来,“请总理带俺们去见大总统,废了他奶奶的国会议员。”
召集会议的目的,恰如王占元所说,要请大总统解散国会,让议员成为废员。因此当徐树铮取出事先预备好的呈文稿,征询大家的意见时,一致表示赞成。
“曙村年纪最长,”段祺瑞说,“请曙村领衔吧!”
于是六十三岁的孟恩远首先签名,其次是王占元,一一签毕,立即交缮,当天就送到了总统府。
秘书长一看督军的公呈,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呈文中说:“今日之国会,既不为国家计,是已自绝于人民,代表资格,当然不能存在。”措词已颇见锋芒,而更厉害的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引用了民国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黎元洪在鄂督任内,请袁世凯贯彻解散国会的前例。
民国二年正式国会成立,首次“公民团”出现,胁迫两院联合会非选出“公民”属望的总统,不得出议院一步,结果袁世凯如愿以偿。利用过了国会,袁世凯又嫌国会对大总统束缚过甚,尤其是宋教仁所领导的国民党议员,更视如眼中钉,于是以国会宪法委员会开会,依法拒绝袁世凯所派官员旁听一事为爆发点,指国民党议员“干犯行政,欲图国会专政”,下令解散国民党国会议员。这一来,国会不足法定开会人数,陷于瘫痪,等于解散了整个国会。
其时各省督军、民政长为了迎合袁世凯,希冀保全禄位,联名通电,表示拥护,电文中有“请大总统始终以救国为前提。万不可拘文牵义,应将国会残留议员遗散,给赀回籍”。如今事同一体,希望黎大总统实践他四年前所提出的主张,“万不可拘文牵义”。
这确是相当棘手的一个问题,黎元洪无法用此一时彼一时的说法来搪塞,只好召集智囊团来商量。
有个原则是一上来就“询谋佥同”的,就是拒绝督军团的要求。但如何拒绝,却有态度上软硬不同的意见。
最强硬的一种主张是,不但依法驳回要求,而且要严厉告诫,在共和政体之下,主权在民,军人绝对不许干政。督军擅离防区,齐集京城,行动已经越轨,应该赶快返防。
最温和的建议是,分头疏通督军,请他们自己撤回报告。这两种意见,硬的太硬,软的太软。折中的办法是,由黎元洪召集领衔的孟恩远与王占元,当面作一番解释。
散了会以后,还有“智囊之智囊”的会议,一个是金永炎,一个是哈汉章。金永炎也是士官生,名不见经传,但却一直是黎元洪名副其实的参谋。他跟哈汉章的看法相同,政局的症结,既不在国会,也不在督军,而在段内阁。虽然徐世昌、王士珍都不愿出来组阁,但以中国之大,不见得除了徐、王以外,就没有第三个人能够接替段祺瑞。所以真到推车撞壁之时,黎元洪应该断然处置,先免了段祺瑞的职,再作道理。
“哪里死了杀猪屠,就只好吃带毛猪了?”黎元洪终于也下了决心,“看明天的情形!”
五月二十一日,黎元洪约见孟恩远、王占元。他的意思是,如果孟、王知难而退,不再胡闹,跟段祺瑞还有妥协的可能,否则就要“杀猪屠”了。
由于事先通知,大总统是以“陆海军大元帅”的身份,接见督军代表,所以孟恩远、王占元都以戎服晋见。时候一到,承宣官传呼:“大元帅出临!”乐队奏起立番号。孟恩远、王占元便在大客厅中一字排开,面北而立。
黎元洪自然身御大元帅制服,绶带勋章,腰挂军刀,在侍卫长、副侍卫长左右辅弼之下,步出客厅,向南一立。孟恩远与王占元“啪”的一声,碰响马靴后跟,双足并拢,行了鞠躬礼。黎元洪还了一鞠躬。
“你们的呈文,我看到了。我的答复是三个‘不’字:‘不违法、不怕死、不下令。’不过,你们的意见,我可以约国会议员来商量。”
“是!”孟恩远、王占元齐声回答。
“我的话,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是!”
“听明白就好了。”
孟恩远、王占元两人互看了一眼,取得默契,然后一鞠躬,向后退了两步,掉头就走。前后不到三分钟。
出了总统府,齐集袁世凯的军政执法处长雷震春家,袁世凯的老表张镇芳也在。他们是跟督军团约好的,如果黎元洪袒护国会,段祺瑞又以各种顾虑,不便公开支持督军团时,莫如仍旧到徐州去集会。
总统府方面,当然很注意督军团的动态,派在前门车站的密探,不断有报告来。一日之间,督军们散了十之七八。此外,有好些知名的政客,像林长民等人,亦已搭上去天津的火车,悄悄南下,目的地不知是天津,还是从天津再沿津浦铁路南下到徐州。总之,令人有种奇怪的感觉,政治的重心,似乎已经不在总统府、内阁、国会所在地北京了。
那么移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最令人瞩目的自然是天津,其次是徐州。先说雷震春、张镇芳策动督军团到徐州去开会,但仔细查证,到徐州的督军并不多。比较起来,还是天津热闹。
在天津,当然以徐世昌为中心。在黎元洪左右,认为最费猜疑的就是这位“东海相国”。段祺瑞只想武力统一中国,张勋是要做大清的忠臣、复辟的元勋,冯国璋但求保住长江的地盘,王士珍恬淡自甘,唯有为了北洋“团体”的利益,才肯出山,都不难了解。唯有徐世昌心里在想些什么,谁也猜不透。
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黎元洪要对抗北洋,非得拉住徐世昌不可。哈汉章比较乐观,认为南方的冯国璋,足资奥援,一旦有事,勒兵北上观变,亦足以震慑一时。但有些人的看法不同,认为冯国璋并不可恃,以他的性情及与北洋的关系,是不是肯帮黎元洪来对付自己人,大成疑问。就算肯了,勒兵北上,在山东张怀芝那一关,就很难通得过。因此,仍以拉拢徐世昌为上策。
可是信使往还,徐世昌始终不肯出山,而且在对德问题上,他是支持段祺瑞的。于是有人提出一个见解:徐世昌亦未始不愿组阁,不过他怕人批评他夺了段祺瑞的权,所以坚辞。如果将改组这件事分成两截,先免段祺瑞的职,然后再敦请徐世昌出山,这样,非因徐去段,而是段去了,不能不请徐来收拾残局。那就没有嫌疑可言了。
这是一个打破困境的做法,黎元洪在召见孟恩远、王占元的第三天,下令免除段祺瑞的国务总理之职,以外交总长伍廷芳暂行代署。伍廷芳老病侵寻,公事大部分是他的儿子伍朝枢代劳。黎元洪接见外宾,亦常由伍朝枢担任传译。他们父子至少在争取外交使命方面的助力,是可以帮黎元洪的忙的。
此令一下,预料京内京外都会震动,所以黎元洪紧接着发了一个通电:“日来阁员相继引退,政治莫由进行,该总理独立支持,勤劳可念。当国步阽危之日,未便会久任其难,特依约法第三十四条,免去该总理本职,由外交总长伍廷芳暂行代署,俾息仔肩,徐图大用。一面敦劝东海出山,共膺重寄,其陆军总长一职拟令王聘卿继任。”
黎、段正式决裂了。段祺瑞当然不会再留在北京,出京之前,也发了一个通电,表明责任:“调换总理命令,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生何影响,概不负责。”将“地方”置于“国家”之前,便足以吓阻徐世昌。
“不说‘将来国家及地方’如何如何,偏说‘地方及国家’。这不是暗示‘地方’上要生变化吗?”徐世昌对黎元洪派来劝驾的张国淦说,“不是我打算独善其身,实在是此时卷入漩涡太无谓了。”
徐世昌坚辞不出,王士珍亦持同样的态度。中国之大,竟找不到一位国务总理。这一下黎元洪与他的那班智囊,有些着慌了。担心的倒还不是“中枢政务、几成虚悬”,怕各省督军联名通电,道是既然这个不肯,那个不就,足见得还是段祺瑞合适,要求收回成命。那时被迫屈服,这个脸可丢不起。
不过,如果放弃从北洋“团体”中去找人的想法,够资格当国务总理的,也还有的是。首先被提出来考虑的是李经羲,他是段祺瑞的小同乡,算起来是李鸿章的侄子,两榜出身,在前清官拜云贵总督。当袁世凯非法解散国会后,组织政治会议以为代替,他跟张国淦就是正副议长。后来袁世凯称帝,第一道“恩诏”便是称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论资历足与徐世昌相颉颃。
此外,李经羲既是段祺瑞的小同乡,段系便不好意思捣乱,又以与西南颇有渊源,识拔过蔡松坡,西南当然亦不会反对。说起来是应付窘局的相当理想的人选。
为了时机紧迫,黎元洪来不及征求本人的意见,便即备文咨请国会同意。这时舆论对国会亦不甚满意,“八百罗汉”不敢再出花样,很顺利地通过了同意案。在段祺瑞被免职后的第五天,由总统正式发布了命令。
其时李经羲还在上海。当国会通过任命,电报到上海时,有人劝他见机不就,说政局一团糟,此时出来组阁,所受之苦有如下地狱。哪知李经羲颇为热衷,表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因而尚未拜命,他的内阁已有了一个外号,叫作“地狱内阁”。
在这五天之中,徐州与天津都有积极的活动,各省督军有的跑徐州,有的跑天津,有的两头跑。不过,天津是暗中活动,而徐州是公然出现,由张勋做东道主,召开了第三次徐州会议,决定复辟。
所谓“决定复辟”,也就是有这样一个结论而已。辟如何复,何时复?出席会议的人,谁也不知道,也不愿去多问。因为大家都知道,徐世昌也准备搞复辟,将来究竟谁是拥立的首功,实在难说。为今之计,只有两头敷衍,不着痕迹,可进可退,见风使舵,最为上策。所以张勋说复辟就复辟,要大家签名就签名。以后如何,到时候再说。
真正拥护张勋的,实在只有一个人,就是倪嗣冲。看国务总理已经产生,内阁如果组织成功,政务照常推行,复辟就难了,因而首先发难,在五月二十九日宣告安徽独立。
军阀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宣告独立,自立为王。尤其是黎元洪根本不能派兵讨伐,更不怕造反。于是陕西督军陈树藩、河南督军赵倜、奉天督军张作霖、浙江督军杨善德、山东督军张怀芝、黑龙江督军毕桂芳、直隶督军曹锟、山西督军阎锡山,纷纷通电响应,或者宣告独立,或者称为与政府脱离关系。一向欣赏黎元洪的章太炎大呼:“不好!九省皆反。”
这一来,李经羲也打了退堂鼓。黎元洪的谋士无用,又得请出“痛哭流涕”的饶汉祥,通电各省表明态度,如因此动摇国本,招致内乱,将不惜一死殉国。
眼看大乱之势将成,各方面争相展开活动,都想利用彼此的矛盾,脱颖而出。研究系的林长民,约了段系的丁士源,跑了一趟徐州,知道复辟在即,住在北京会遭遇非常尴尬的局面,所以纷纷出京,大部分走天津,小部分走上海。到天津的,少不得去看梁启超,几番密议,看法一致,张勋不会成大事。如果因势利导,有一股现成的势力可以利用。
这股现成的势力,便是北洋嫡系,已由张镇芳策划、朱家宝拉拢、雷震春出面,组织了一个督军团的总参谋处,由雷震春出任总参谋长。当然,一山不能容二虎,为了不愿徐树铮来横插一腿,所以这个总参谋处,基本上是亲徐、拉张、冷落段祺瑞。研究系认为徐世昌如果能跟张勋合作,有各省督军的支持,足以成为最雄厚的第一势力。倘能设法加以操纵,“政由宁氏,祭则寡人”,不失为掌握政权的大好良机。
于是梁启超跟徐世昌一下子热了起来,听说总参谋处准备一面通电独立各省,组织临时政府,召集临时议会;一面打算密电张勋,请他联络各省,公推徐世昌为“海陆军大元帅”。梁启超自告奋勇,拟了一个张勋出面的电报,派徐世昌手下的要角钱能训,专车到徐州,跟张勋去商量。
张勋一看梁启超拟的电报,大为光火。于是钱能训做了陆宗舆第二,为张勋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而且亲自动笔拟了一个复电给雷震春,道是“此等办法,异常荒谬,万难赞成”。
同时在天津的总参谋处,成立那天,几乎就演了一出全武行。张镇芳、雷震春代表张勋发言,刚一提“复辟”二字,段祺瑞一个学生叫吴中英,勃然而起,疾言厉色地问道:“做皇帝的梦,到底有醒的时候没有?”
张镇芳不作声,雷震春却很恼火:“你说的什么?”一面质问,一面冲上去就要动武。
一时敲台拍凳,“他妈的”“狗日的”响成一片。段芝贵极力排解,总算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当然,会是不欢而散了,总参谋处也再没有人提起了。
不过“总参谋处”还是发了一个通电,表明宣告独立各省,意在巩固共和国体,另订根本大法,设立临时政府、临时议会。可是这个通电却又引起了各国驻天津领事团的注意,非正式地向总参谋处提出警告,不要忘掉光绪二十七年订的《辛丑条约》,其中关于驻兵地区的限制。
见此光景,再又听取了钱能训的报告,徐世昌大为灰心,闭门谢客,生起了“政治病”。研究系见风使舵,也急急忙忙发了通电,宣言“须保持共和国体及立宪政体,否则不敢预闻”,暗示反对复辟。
态度不明的是段祺瑞,除了与黎元洪成不两立之势外,与各方面都是藕断丝连,似乎莫衷一是。其实,不作为正是必有作为。第一步以倒黎为目标,各方面的情势都在朝他的目标发展,乐得袖手旁观,省些气力,留待另用。
徐世昌不肯帮忙,黎元洪就只有死拖住王士珍,否则在北洋中就一无可恃了。
可是王士珍亦只是卖他的那块北洋的老招牌,久解兵柄,毫无实力。因此当黎元洪苦苦要求帮忙时,王士珍只能替他出个主意,召张勋入京调停。
张勋要搞复辟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复辟亦非旦夕间事。以袁世凯的实力尚且不敢贸然从事,先要炮制“民意”,来一段“筹安”的前奏曲。到那时,尽有打消他的办法,眼前如能利用张勋,是抵消“九省皆反”的督军唯一的对策。黎元洪与他的智囊密商后,决定接纳王士珍的建议。
于是一通急电到徐州,大总统特召进京,共商国是。这就使得张勋有些飘飘然了,自觉已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不能不好好运用,也就是先开一个黎元洪非接受不可的条件:解散国会作为劝各省罢兵的条件。
这个条件是黎元洪所无法接受的,否则变成“敬酒不吃吃罚酒”,督军团善言陈情,严词拒绝,及至纷纷独立预备用兵了,吓得乖乖服从,岂不落一世话柄?
但是,倘或拒绝,张勋就不会来,好歹先骗他进了京再说。于是,特为派阮忠枢到徐州致意:“解散国会,要国务总理副署,才生效力。现在段芝泉被免职了,李仲老犹未到职,没有人副署,怎么办?黄陂的意思,请你老兄进京,李仲老看你出面,局势可以稳定了,自然就不再言辞。等他一上台,第一道命令就是解散国会。”
“好!这话说得倒也是实情。”
于是六月初七那天,张勋带了五千辫子兵,由津浦路北上。在前两天,冯国璋一面电请辞去副总统职务,一面派江西督军李纯,以调停时局为名进京,实际上是“观变”,亦准备在混沌待变的局势中一显身手。
张勋到得天津,除了徐世昌、段祺瑞派代表欢迎以外,张镇芳、雷震春、段芝贵等人,无不齐集车站迎接。当天晚上,北洋军头借张镇芳的住宅欢宴,饭后由段芝贵陪着去看段祺瑞,商量大计。
段祺瑞住在天津长芦盐商、《大公报》的老板王郅隆家。相见寒暄,随后进入小书房密谈。在座的除了段、张以外,还有段芝贵与万绳栻。
张勋自以为行辈与段祺瑞相等,而且不日就会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便自贬身份,所以直呼段祺瑞为“芝泉”。他说:“芝泉,你亦是大清朝的大臣,对于恢复清朝祖业,想来不致反对吧?”
“现在谈不到此。”段祺瑞说,“黄陂不下野,什么都谈不到。”
“这当然。”张勋又问,“咱们现在就是要商量,怎么样才能让他识趣,自己把位子腾出来?”
“容易得很!”段芝贵插嘴说道,“逼他解散国会,他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只有辞职。”
“万一他倒是跟咱们穷泡,不肯让呢?”
“绍帅尽管逼他,他非答应不可。不过,他答应了也没有用。因为代理内阁总理伍秩庸绝不肯副署,命令发不出去,还是非辞不可。”
“是的。”万绳栻接口说道,“这是正办。他一辞,冯华公辞职在先,总不好意思说:‘我来代理!’那时,大事一举可成。”
“对!就这么办。”张勋说道,“公雨,你就在这里拟一个电报,话要说得硬。”
于是万绳栻即席起稿,要求黎元洪于三日内解散国会,否则不负调停之责。张勋看了,段祺瑞看,略微改定了一两个字,随即发了出去。
第二天一早,张勋去拜访徐世昌,这就比较客气了,口称“菊老”,说是特为来“请教”。
“请教不敢当。不过,绍轩,复辟虽是好事,时机未到。主要的是友邦方面,很不大热心。”徐世昌说,“你对曹润田,实实在在是误会了。林权助那里,是我叫他去试探的,林公使不等润田开口,自己就表示要派人跟你去解释。这件事,你不能怪润田。再说陆闰生到日本,扫兴而归,这你就可以想见日本的态度了。此外美国公使芮恩施,两次去见黎黄陂,也表示不赞成中国的政体有什么改变。绍轩,兹事体大,千万慎重。”
这番侃侃而谈,犹如兜头一盆冷水,浇得张勋半晌作声不得。
“不过,绍轩,你这趟来,能够调停成功,亦足以增添声光。听说你昨天晚上,已经发了一个电报?”
“是的。”
“国会非解散不可。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徐世昌说。
话中似乎也带着暗示,如能解散国会,复辟就未始不可商量。张勋对这件事虽有些灰心,但绝不会就此放弃,只是一时不免困惑,还要再看看局势的发展。
不过,有件事是很清楚的,就是徐世昌所说的“声光”。报上连篇累牍的消息:“辫帅带兵进京”“各方瞩望辫帅调停时局”;还有些小报上说俏皮话:“一‘辫’系天下之重望”。不管国会是不是有理,不能解散,便是自己的一炮没有打响,声光顿减。倘能解散,将段祺瑞所做不到的事做到了,让黎元洪以前不肯听段祺瑞的,现在听他了,这番威望,岂非凌驾北洋元勋而上之?
因此,从徐世昌那里回去,马上又发了一个电报,催逼黎元洪,重申限期,三天以内必须解决问题。
接到这个电报,黎元洪找了智囊团来,表示除了辞职,无路可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