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因而命勒保据实奏保，逐渐升至四川臬司。嘉庆十年入觐，赐御制诗：“循吏清名遐迩传，蜀民何幸见青天。诚心到处能和众，本性从来不爱钱。”可惜，如此循吏，只为不耐官场中的繁文缛节，又困于簿书钱谷，因而告病退休。仁宗知道他的隐衷，由文改武，以云南藩司，改授山东曹州镇总兵。这便是仁宗不及高宗之处：如果是高宗，必有不使刘清困扰而能尽其长才的处置，不至于出以由文改武的下策。
至于道光改元，庸暗不明，连“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都谈不上，因为根本不明善恶。而且性情跟明思宗很相像，喜用严刑峻法，但以善恶不明之故，每每摧折好人，除寒透了心的英和以外，督抚中有才干、有治绩的，常在最后遭受挫折。如精敏强识的蒋攸铦，受曹振镛排挤出任两江总督后，嘉庆十年，以处置盐枭黄玉林案，在因病乞假，内召回京途中，突蒙严谴，降为兵部侍郎，以至病殁于旅途之中。
又如那彦成，道光七年办理回疆善后，尽去积弊，赐紫缰、双眼花翎，绘像紫光阁，刊功臣之末。后来回疆复生叛乱，论者借词攻击那彦成，竟诏斥那彦成误国革职，但十三年病殁于家后，复又追念平教匪功，依尚书例赐恤，并谥文毅。然则始终肯定了他的毅力，而竟在垂暮之年，予以严谴，岂非欲速其死。
魏默深这些略近愤激的议论，使得原已深为感慨的龚定庵得了一个结论：“高宗善恶并用，操纵由心；仁宗善善必用，微惜恶恶不去；今上则恶者常得出头，善者每遭挫折。由此可以看世运了。”
有好一阵，龚定庵跟魏默深在一起盘桓，常常是两个人对据一张方桌，一大壶酒，一个“盒子菜”，以箸代筹，指画山川险要，就清军入关以来的大战役，各抒所见，评论得失，往往谈到深宵方散，还不愿归寝，独坐沉思，心潮起伏，壮志未消，精力渐衰，书空咄咄，心有不甘，满腹自信绝非纸上谈兵的筹边伟略，莫非真是就此埋没，随身入土？
苦闷多日，为吉云看出来，终于忍不住发问：“看你心事重重，何不跟我说一说？”
“今年四十六了，望五之年，还是一名礼部主事，白首为郎，还则罢了；上面还有员外、郎中，什九后辈，岂不难堪？”
“这是世俗之见。”吉云说道，“不应该出自你的口中。”
“好，这不说。”龚定庵忽然想问一问，“吉云，你以为我只不过文字胜人而已！是不是？”
“我倒不是这么看，文章原有义理、辞章之分，精于义理，就能成为经世致用之学。我看你的几篇杂记，《说京师翠微山》《说昌平州》《说天寿山》《说居庸关》《说张家口》之类，不是普通的游记，光是描写风景，论形势，论建置源流，用兵为政，亦都可参考你的舆地之学，实在是很有用的东西。”
“唉！”龚定庵叹口气，“吉云，你我性情上有不投之处，不过，你总算也是我的知己之一。我现在不甘心的，就是虽有筹边良策，毫无用处；纵有抱负，无从抒展。”
吉云不作声，想了好一会儿说：“我们绍兴的乌师爷，你一定看不起，可是，你们杭州的陈潢，莫非你亦不屑一顾？”
这是劝龚定庵考虑，是不是可以作督抚的幕客？“乌师爷”为雍正朝田文镜司章奏，迎合世宗的意旨，使得田文镜宠信日固，但田文镜其人，就为龚定庵所鄙视，乌师爷亦就不值一谈。可是提到杭州的陈潢，龚定庵不能不动心了。
陈潢是康熙朝治河名臣靳辅的谋主。靳辅是镶黄旗的汉军，出仕之途较宽，顺治九年以官学生考授国史馆编修，康熙初年以内阁学士外放安徽巡抚，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不朽的盛业：治理黄河。
明朝末年，流寇四起，运道断绝。一条黄河，百孔千疮，到处泛滥，由河南到山东这一段，由于李自成几次决口以黄河水灌淹开封，灾害尤为严重。所以多尔衮领兵入关后，一到河南、山东归入掌握，立即派出汉军镶白旗的杨方兴为河道总督。此人是清朝在关外第一次开科取士所取中的举人，到任后全力修堤，疏通河道。一直到顺治九年，身心交瘁，上书请罢官，但治河正有起色，不容他抽身告退，上谕慰留，杨方兴亦勉为其难，一直栉风沐雨，亲自防河督工。
其时有一些言官，联名上疏，建议勘查九河故道，导河北流入海。原来黄河发源于青海，经河套东行一折往南，出龙门至潼关前面，再折而往东，即入河南地界，在与山东接壤之处，复又转向西北，以地形阻隔，一条大河分为九条小河，在山东、直隶之间，流入渤海。但黄河早就与淮河合流，由西南出口，如说要导河北流入海，既不可能，亦不必要。
因此杨方兴上奏：“河古今同患，而治河古今异宜。宋以前治河，但令赴海有路，可南亦可北。元明迄我清，东南漕运，自清口迄董家口二百余里，借河为转输，河可南，必不可北。”这段话言简意赅，说得很清楚，但宋朝“可南亦可北”的说法，是有含蓄的，真正的情形是，在南宋，黄河可北不可南，因为黄河自河南之东应向北而竟向南时，金兵便可利用黄河南侵，所以南宋治河，以使河北流为不易的宗旨。
自金章宗明昌五年，黄河改道往南以后，自南往北的运河被冲断成两截，因此，自淮安府的清口入黄河，往西行二百余里，再由董家口往北入运河。这就是说，漕船自南北向的运河行至此处，有一段去程自南转西，回程自北转东，总计二百多里，必须经行黄河，谓之“借黄”。如果黄河循故道往北，运河“无黄可借”，势将中断，所以杨方兴虽“请敕下廷议，定画一之规，屏二三之说，俾有所遵守”，其实朝廷仍是支持杨方兴，否定了言官的建议。
继杨方兴治河的，是浙江义乌人朱之锡，顺治三年进士，十一年以兵部尚书衔，总督河道，康熙五年病殁于任上，亲见朱之锡治河辛苦的地方大吏，上奏表功，说：“之锡治河十载，绸缪旱溢，则尽瘁昕宵；疏浚堤渠，则驰驱南北。受事之初，河库贮银十余万；频年撙节，现今贮库四十六万有奇。核其官守，可谓公忠。及至积劳撄疾，以河事孔亟，不敢请告，北往临清，南至宿迁，夙病日增，遂以不起，年止四十有四，未有子嗣。”朝廷自然优恤，但犹不足为朱之锡之荣，江淮间颂扬德政，说他死为“河神”。
当靳辅由安徽巡抚转任为河道总督，治河功不即见，但圣祖相信他彻底整理的步骤正确，所以虽遭工部官员及御史的责难弹劾，信任如故。而靳辅亦有治河必成的信心，这份信心，主要的来自陈潢。
此人与靳辅的遇合，殊非偶然。陈潢怀才不遇，路过邯郸的吕祖祠。相传此地便是卢生一梦，历尽繁华富贵，醒来黄粱犹未成饭这个故事的所在地。陈潢一时感慨，题诗壁间，为路过的靳辅所见，看诗语豪迈，知道他是一个奇士，追踪而往，终于相遇，邀入幕府，成为他治河的智囊。
陈潢治河，主顺河之性，因势利导，水性就下，所以应该让它有出路。至于河患一事，首先要探究的是致患之因，找出病根，然后可以对症发药。
因此靳辅治河，用他的主张，开大海口，使河水宣泄得畅。但陈潢亦很重视堤防，认为在治标以外，堤防还有一个极大的用处，便是所谓“束水攻沙”。
黄河挟泥沙以俱下，但泥水的性质不同，河工上人称之为“勤泥懒沙”，意思是泥会随水不断流动，但沙则本身较重，一遇水流较缓，沙便沉淀不动，河床因而日渐垫高，所以当河水流动，应该有相当大的冲刺力量，将沙攻走，不使河床淤垫。
加强水流的力量，便用得着堤防了，堤防坚固，水势大时能挡得住，自然而然地水流便急了，这就是“束水攻沙”。至于平时防治河务，他主张工要核实，料要早备，施工进料，不宜过省，因为“省则速败，所费较所省尤大”。凡此原则，都为靳辅所深信不疑，同时亦为圣祖所嘉许，因为这是长治久安之计，不能急功近利。
圣祖于康熙二十三年南巡，方知靳辅有陈潢为助，因而授官。但靳辅由于主张加大海口，征收民地，甚至民间的祖坟亦须迁移，以致大受两淮京官的攻击，言官交章论劾，牵连及于陈潢。圣祖为平愤起见，以牺牲陈潢来保全靳辅，因而被逮，解入京师，未及下狱而病殁。
陈潢自然受了委屈，但受委屈更甚的是靳辅，由于兴屯田之故，与在籍绅士的权利相冲突，圣祖因三藩初平，经营河务、漕运，需要江苏士绅的协力，同时因为太皇太后驾崩，最孝顺祖母的圣祖，哀毁过甚，处理这种是非纠缠的大事，精神有所不济，因而以闽浙总督王新命代靳辅而为河道总督。
及至康熙二十八年南巡，命靳辅随行，一路视察河工，河深堤固，采访民意，多称颂靳辅功德，圣祖特命赏还原来的品级，三十一年且复任河道总督。靳辅其时已抱病在身，但奉旨以后，力疾从公，奏请恢复陈潢原官。吏部奏覆，陈潢身故免议。靳辅还想再争时，病势已剧，不久殁于任上。遗爱在民，哀荣久隆，三十五年允江南士民之请，建立专祠，四十六年追赠太子太保，正四品的骑都尉世职。至于陈潢，身后虽未复官，但附祀于靳辅专祠，庙食千秋。生前的议论，为人辑成《河防述言》十二篇，附在靳辅的《治河奏绩书》之后，乾隆年间，奉高宗之命，收入四库全书，无论立功立言，皆已不朽。
显然地，吉云是讽刺丈夫不妨走陈潢的路子，亦足以一展抱负。但陈潢是遇到可为之时、可为之事、可为之人，方能尽抒平生所学，“三可为”之中首先要遇到可为之人，放眼当今封疆大吏中，只有三个人可能有为。
一个是两广总督邓廷桢，一个是江南河道总督麟庆，一个是湖广总督林则徐，尤其是林则徐，以词臣起家而久任外官。大致外官之贤者，亦只求循良，无事为福。而林则徐在分内之事力求妥帖以外，更能锐意猛进，这一点最为龚定庵所倾倒，私下打算，如果要像陈潢那样，借大府之力以行其志，入林则徐幕府，应该是最理想的。
其时中国的大患是，现银日缺，漏出海外，自道光三年至今，逐年增加，每年漏出银数由一千七八百万两增至三千万两，这些白花花的银子，换来的是什么？是漆黑一团的鸦片。
鸦片输入中国，起于乾隆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独占印度、孟加拉的鸦片专卖权以后。嘉庆元年初次禁止吸食鸦片，同时取消海关的鸦片税，于是鸦片走私，日渐猖獗，嘉庆二十一年第一次销毁走私鸦片三千二百箱，大申禁令，阮元当两广总督时，实力奉行禁令，但禁者自禁，贩者自贩，吸者自吸，祸害不可胜言。
到得道光九年，有个御史章沅，第一次将纹银走私出口与鸦片走私进口相提并论，于是舆论谈禁鸦片必及于纹银偷漏，谈银贵钱贱必及于严禁鸦片。主张禁烟最力的是鸿胪寺卿黄爵滋，此人是江西宜黄人，诗作得很好，亦爱交游，晚上闭门书草奏疏，白天坐车看朋友，饮酒赋诗，意气甚豪，这样的人所草的奏疏，自然慷慨激昂，易于见听，但禁归禁，贩卖吸食鸦片的人却愈来愈多了。
有个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是许滇生的胞兄，为人笃实，对于禁烟的看法，不肯人云亦云，随众附和。他亦赞成禁烟，但重在禁烟的步骤，首先考察鸦片走私之所以猖獗，是因为广东的“十三行”，以雄厚的财力在经营这项非法的买卖，而从事走私的不仅是所谓莠民，还有广东及其他沿海的官军，甚至缉私艇之中，装载的就是走私的鸦片。除非先实力整顿官军，禁烟并无成效可言，而整顿官军又谈何容易？
再看吸鸦片的人，下及贩夫走卒，禁令容易生效，但往上看呢？地方绅士已经不易对付，何况还有达官，甚至封疆大吏中亦不乏其人。在京里，就更难处置了，王公贵亲，亦颇有一榻横陈，吞云吐雾，了无顾忌的。有一回巡城御史在一座尼庵中查到庄亲王带着他的侄子辅国公溥喜在吸鸦片，试问如何处置？此外内务府人员以及太监，吸鸦片的不知凡几，狡兔三窟，根本就不容易查到。政令的效力如果只及于小民，后果一定非常严重。
因此许乃济的看法是禁烟要一步一步来，首先应该像雍正当年革除州县征钱粮的弊端那样，化暗为明，一切摆在明处，才可以控制自如。他确信他的见解是正确的，因而愿冒天下之大不韪，上疏请弛烟禁。
他在奏疏中说：“烟禁虽严，闭关不可，徒法不行。”建议照旧制纳税，但只能“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这样至少可以将纹银偷漏至海外的这个缺口堵塞起来。
其次是吸食罪名，专重官员、士子、兵丁。所谓“专重”是就目前执行禁令的步骤而言，官员、士子、兵丁既已不吸鸦片，然后再扩及其他，并非表示除此三类人以外，皆可吸食鸦片。
可想而知的，此疏登抄，舆论大哗，但皇帝却批交广东研议。那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埙，都是疆吏中的贤者；粤海关监督，翰林出身的正红旗满洲人文祥，更被认为旗人中少见的通达之士，他们的复奏，都赞成许乃济的建议，而且拟具了《禁纹银出洋章程》九条，附在复奏之中。
可是地方大吏的意见，并未受到重视，因为道光皇帝从曹振镛病殁以后，很想独断独行，有所作为，而军机处的领班东阁大学士潘世恩，是苏州的状元宰相，凡事将顺，毫无主张，更谈不到相业；其次是武英殿大学士穆彰阿，此人是汉军，本姓郭，字鹤舫，翰林出身，笔下很不弱，秉性阴弱，工于心计，另有一套揽权的功夫，对皇帝的裁断，明知其非，当面不说，但为何行不通，会发生什么后果，早在估计之中，到得他预料的情况出现，皇帝问到他时，他自有说法。
他的说法是，皇帝的原意本来极其高明，只为出现了某种变化——如果他要打击哪一个封疆大吏，便说是此人奉行不善；而如真的奉行不善，却又是他需要照应的人，便另外找一个理由，然后提出补救的办法，自然而然地操纵了皇帝的意向。
军机大臣中，正色立朝的是王鼎，他的科名比穆彰阿早得多，但穆彰阿拜相却在他之前，因而在军机处后来居上，王鼎变成第三。军机的规则，召见垂询时只由领班奏对；领班不言，居次位的才能说话，潘世恩让穆彰阿，穆彰阿不让王鼎，便难有发言的机会，同时因为他赋性耿直，皇帝很不喜欢找他问话，每天只是随班进退，御前发言的不是潘世恩，便是穆彰阿。京中有副谐联：“喳，喳，喳！主子洪福；是，是，是！皇上圣明。”便记的是穆、潘二相的日常奏对之语。
因为如此，邓廷桢领衔，赞成许乃济的建议的复奏，在军机处归档了事。在禁烟入口、禁银出口一事上，遵照皇帝的意旨，从严办理，许乃济贬官降四级调用，湖广总督林则徐奉召入觐。
原来黄爵滋再接再厉，上奏请用重典禁烟，吸食者治以死罪，奉旨交中外大臣议奏，其中支持最力的是林则徐，复奏中有警句：“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皇帝深为动容，再看他拟呈的六条办法，亦颇切实，因而降旨召见。林则徐驰驿到京，宫门请安，先赐紫禁城骑马，连日召对，计十九次之多。结果是颁赐钦差大臣关防，驰往广东查办英商私自进口鸦片事件，水师咸归节制。
在龚定庵看来，这是遇到了可为之时、可为之事、可为之人。他一向对鸦片深恶痛绝，决意想辅佐林则徐建此不世的功业，因而写了一封信，陈述心愿，并附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这篇序文，龚定庵开门见山地说，他要向林则徐贡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义就是义理，说得浅一点便是所谓道理，“决定义”就是必然如此、无可争议的道理。
三种决定义的第一种是谈银漏于海。他说，中国从大禹、箕子以来，食货并重——这个说法符合实际，但与经书并不吻合，《尚书·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而后人解释是：“食者民之所急，货者民之所资，故食为首，而货次之。”食是食物，货是货币，在后世除了非常特殊的情况以外，以货易食，有钱就不会饿肚子，所以说“食货并重”没有错。
接下来谈银的生产：“自明初开矿，四百余载，未尝增银一厘。今银尽明初银也。”假使不漏于海，每年由于人事祸患，要消耗三四千两，“况漏于海如此乎”。他的意思说，明初所开的银矿，经过四百多年，每年消耗三四千两，银子已经很少了，哪禁得起走漏至海外？因此应该严禁银子外漏，“此决定义，更无疑义”。
其次是谈禁烟。他说汉朝的五行家，以“食妖”“服妖”来预测世局的变化。所谓“妖”是极不正常之意，“鸦片烟则食妖也”，吸鸦片的人，“病魂魄，逆昼夜”，成了极不正常的人。因此，“食者宜缳首诛；贩者、造者宜刎颈诛；兵丁食宜刎脰诛”。这就是说吸鸦片的应受绞刑，贩卖、制造鸦片，以及兵丁吸鸦片，应该斩首。此亦是“决定义，更无疑义”。
第三种“决定义”是为林则徐设想。他说诛不胜诛，则唯有绝鸦片的来源，洋人自然无计可施。
但存着不逞之心的奸民，可能会以武力反抗，是故宜以重兵自随，此亦正是朝廷颁发关防，准许节制水师的本意。
决定义是非如此不可，旁义则不妨视情势而定。第一是“食妖”既绝，并应杜绝外国衣料的输入，使得中国的蚕桑木棉，能获厚利，又钟表、玻璃、燕窝之类，皆都市浮华少年所喜爱，而为至不急之物，亦宜杜绝。
其次是宜勒定限期，命内地洋人全数迁徙澳门，广州只留“夷馆”一所，专为贸易之用。最后一旁义是：“火器宜讲求。”龚定庵问：“京师火器营，乾隆中攻金川用之，不知施于海便否？广州有巧工能造火器否？胡宗宪《图编》，有可约略仿用者否？宜下群吏议。如带广州兵赴澳门，多带巧匠，以便修整军器。”胡宗宪是明朝嘉靖年间的浙江巡抚，曾有平倭之功，他的《图编》便是火器的图编。
至于三种答难义是，预设有人提出反对责难，应该如何辩驳。第一种是食古不化的儒生，说食急于货，重货而置食于不顾，岂为正办？龚定庵认为“此议施之于开矿之朝，谓之切病”，因为开矿则土地不能用之于耕种稼穑，方是重货而置食于不顾；“施之于禁银出海之朝，谓之不切病”，因为两者并无关联。
又有一种责难，来自关吏，说禁止呢绒、钟表等等进口，影响税收。龚定庵认为“中国与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宜正告关吏：“行将关税定额，陆续请减，未必不蒙恩允。国家断断不恃榷关所入。”至于另外有一批迂谬荒诞的书生所持的反对论调，无非中国是天朝大国，应该宽大，用兵是下策，务必避免，等等。龚定庵的看法是：海口用兵，不比陆路用兵，此为驱逐洋人，并非剿灭洋人，目的在防备国境，不许洋人进入，并非与洋人在海上作战，“伏波将军”不过驻地近水而已，非“楼船将军、横海将军”。而况陆上路路可追，海口无路可追，为了阻遏“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非有大军部署于近海的原野不可，这与在陆路开边衅，完全是两回事。
接下来，龚定庵有一段议论，直揭游士政客的真面目，非常透彻。他说：“以上三难，逆难者皆天下黠滑游说，而貌为老成迂拙者也。粤省僚吏中有之，幕客中有之，游客中有之，商贾中有之，恐绅士中未必无之。”他劝林则徐“杀一儆百”，以止邪说。又提出警告：“公此行、此心，为若辈所动，游移万一，此千载之一时，事机一跌，不敢言之矣！不敢言之矣！”连用叠白，正就是龚定庵深知道光皇帝心意不坚，宜趁乾纲大振之时，作速料理，错过事机，皇帝的意向一变，就什么都不用谈了。
最后是“归墟义”，归墟二字出于《列子》：“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所谓“归墟义”，实即龚定庵对林则徐至大至广、无可限量的期待，他说：“何为一归墟义也？曰：我与公约，期公以两期年，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宽，人心定，而后归报我皇上。《书》曰：‘若射之有志’，我之言，公之鹄矣！”
这篇文章，需要细看，但林则徐实在太忙了，除召见以外，军机处及有关部院纷纷约晤，尤其是在皇帝决定派他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料理与英国的纠纷以后，更有许多公事要接头。此外便是一天两三个饭局，不能不应酬，因此龚定庵的这篇赠序，只能浏览一遍，要等闲一闲，才能细细思考。
不过，龚定庵信中所述及的愿望，他很快地做了处置，请他的一个本家，认识龚定庵的林岵瞻，专诚拜访，向龚定庵致谢以外，解释不能延揽龚定庵的苦衷：第一，他这回是以湖广总督差往广东办事，除了在湖北调派属员以外，京中只有兵部、户部、工部各派司官随行，未便请调礼部主事的龚定庵；其次，这回奉派到广东，是个短局，而且预见到有许多麻烦，不敢劳动龚定庵；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目前既无适当的职务可以安置龚定庵，而且亦没有能让龚定庵从容展布长才的可能。他亦很想罗致龚定庵入幕，但需广东差满，回任湖广以后，再从长计议。
这些都是实情，林岵瞻又说得非常恳切，龚定庵自然充分谅解。不久，林则徐出京，督抚奉召陛见，或自请述职，照例对京官都要应酬，临行的馈赠，称为“别敬”，龚定庵也收到一份，是二百两银子。他正在窘乡，这二百两银子在他正感需要，但因为有那篇赠序之故，他不愿意林则徐误会意在打秋风，所以毫不迟疑地当时便退回了那份“别敬”，当然也写了道谢的信。
第二天收到林则徐自良乡专差送来的回信。他是一出京，在轿子里便细读了龚定庵的文章，认为“旁义”之第三，以及“答难义”之第三，都可以算作“决定义”，此表示讲求火器，及陈兵海口，拒绝英商登陆，在他已是无可更改的决心。至于旁义第二，亦就是勒限命夷人迁居澳门，他说以前曾奏请过，未能允行，当然亦不必再奏请。至于“答难”第二义，减低关税，以及禁止奢侈品进口，他亦深以为然，且已略陈梗概。
至于龚定庵顾虑林则徐到广东后，有各种“貌为老成迂拙者”会设法阻挠他既定的决策，林则徐的答复是：执事“谓彼中游说多，恐为多口所动，弟则虑多口之不在彼也”。不在彼则在此，强烈暗示他在京已听到许多相反的意见。这使得龚定庵为之忧心忡忡，因为此刻有皇帝的信任，这些相反的意见亦不过“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已，但如皇帝的意向有了转移，“妄言”立刻会成为强烈的反调，而成为林则徐获咎的由来。
虽然林则徐的复信，情意恳挚，字里行间处处显出他对龚定庵这篇文章的重视与欣赏，但看情形，林则徐到广东以后的一切，未可乐观，不禁有爽然若失之感。当然他想如陈潢一般，一展怀抱，已成空想，亦是让他抑郁不欢的原因之一。
就在这侘傺无聊的日子中，传来一个令人不能不关切的消息，太清春家庭中发生了变故。
太清春已经居孀。这年的七夕，奕绘急病去世，正好四十岁。由他的长子载钧袭爵，照例降封，亦即是由贝勒降一等成为贝子。
奕绘共有五子四女，兄弟姐妹大排行，除了老二、老九两个男孩早夭以外，还有三子四女。不幸的是，载钧既为长男，又为奕绘正室妙华夫人唯一的儿子，因此与奕绘交厚的宗亲至友，明知载钧与庶母不睦，如果让他袭爵，太清春及她所生的六个儿女，日子会很难过，但载钧居长嫡出，除非有特殊而且重大的缘故，连皇帝都无法不让他袭爵。
载钧之与庶母不和，一半要怪奕绘。由于天性褊狭，加以幼年丧母，载钧的心理本就不大正常。而奕绘由于宠爱太清春的缘故，对子女自不免偏心。太清春倒是常常相劝，应该抚慰载钧，管教亦不必太严，但奕绘全不理会，他说：“管教不严怎么行？他将来要袭爵当差、支撑门户，如今管教不严，将来全家受祸。”
话说得义正词严，太清春不便过分干预，只能自己处处照应载钧，但越是如此，载钧似乎反感愈深。当然亲友中亦有嫉妒太清春，而故意表示同情载钧，间接形容太清春之不贤。而男女下人中，无事搬弄是非者，更不乏人。这一来，载钧与庶母之间，便有了一个难解的结了。
其时太清春的长女，行三的孟文，已远嫁至察哈尔，是蒙古科尔沁旗超勇亲王的福晋；另外两个女儿，行四的仲文及行七的以文，都已许字贵族，尚未出阁。载钧对这两个妹妹，比较客气，但对异母所出的两弟，行五的载钊及行八的载初，非常厌恶，动辄呵斥责骂，从无好脸嘴。载钊十四岁，载初更只有八岁，受了委屈，少不得向母亲哭诉，但太清春不敢出面理论，因为那一来载钧必然借题发挥，大吵一场，只好多方抚慰两个儿子。载钊很懂事，能够体谅母亲的委屈，八岁的载初总是哀哭不休，哭得太清春心烦意乱，不免施以夏楚，但真如俗语所说的，“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太清春每每终宵以泪洗面，憔悴得不成样子了。
太福晋倒是很同情太清春，但她对长孙亦无计可施，因为他会回嘴，有时让太福晋气得发抖，反倒要太清春来解劝。
如是经过三个月，有一天太福晋将她找了去说：“我看你还是搬出去住吧！不然一定会出事。”
太清春大吃一惊。“会出什么事？”她想了一会儿说，“请太福晋明明白白告诉我。”
“我也说不清楚，你也不必问了。”
“不！”太清春很坚持，“太福晋不跟我说明白，我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日夜提心吊胆，那种日子怎么过？”
“你只要搬出去了，自然没事。”
“这么说，是大爷要撵我？”
“他倒没有说这话。”
这就奇怪了，既非载钧之意，然则是——她陡觉脊梁上一阵凉，用抖颤的声音问：“是太福晋不准我住在府里？”
“我怎么会撵你？”太福晋立即否认，停了一下说道，“我是看老大的意思，似乎只要你搬了出去，他就，他就不往下追究了。”
“追究什么？”
太福晋摇头不答，但经不住太清春一再追问，她叹口气说：“唉！总怪你喜欢作诗作词，本来没有的事，只为有笔墨留在外头，才会有人造谣生事。”
太清春恍然大悟，紧接而来的是莫名的悲愤，恨不得以死明志，但一想到儿女，决绝之心自然而然地就软了。
满怀的幽怨委屈，无法与小儿女诉说。幸而孟文由察哈尔归宁，以超勇亲王福晋的身份，载钧对这个小他一岁的妹妹，不能不以礼相待，同时对庶母亦勉强维持着一份应有的礼貌，但骨肉之间的矛盾，只是暂时被隐藏，并未消融。
到晚来，母女俩在府中的天游阁上单独相处，孟文才有机会细问风波的由来。太清春将太福晋的话告诉了她，孟文既骇且怒，当然也陪着她母亲流泪。
“我没有想到大哥的天性这么凉薄。他不能这么欺侮人，娘，我明天去看三太爷。”
“三太爷病在床上，已经在办后事了，哪还能管咱家的事？”
“那就看五太爷。”
“三太爷”与“五太爷”是指皇帝的胞弟，惇亲王绵恺与惠亲王绵愉，在近支亲贵中辈分最长，高宗一系的子孙，凡有委屈，往往向他们乞援。惠亲王绵愉秉性恬淡冲和，笃于宗亲，在他的侄女、侄孙女中，最钟爱的便是幼受母教，亦写得一手清丽的小诗的孟文。如果去向他哭诉，他一定会出面来主持公道。
太清春考虑了一会儿，觉得不妥：“就算是冤家，也宜解不宜结。”她说：“皇上这两年处事很严厉，倘或五太爷跟皇上谈到咱们家，万一皇上又生了气，给你大哥一点什么处分，那不更是结下了不解之仇？”
“那么，明天我自己来跟他理论。”
“那也不见得有用，表面敷衍，心里越发记恨。等你一回察哈尔，只怕我跟你两个弟弟更要受他的气了。”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莫非娘就老受他的欺侮？”
太清春不作声，好久叹口气说：“为来为去，为你两个弟弟。反正也只是三四年的事，我就暂且避开他，等载钊到了十八岁再说。”
原来王公子弟，定制十八岁行冠礼受封，有了俸禄，便可自立，如果谨慎当差，逐渐晋封，太清春还有一段桑榆晚景。
“娘这么打算，我也没话说了。可是避到哪里去呢？”
“自然是在外面找房子。”太清春说，“我已经拣出来几样首饰，打算托人变价。如果你赞成，我就趁你在这里，把这件事办了。”
“娘何必拿首饰变价？”孟文说道，“我让鞑子馆拨款子过来好了。”
原来蒙古王公每年朝贡，附带亦做贸易，到京以后，有固定的住处，俗称“鞑子馆”，又分内外两处，外馆在安定门外，内馆在御河西岸，那一带是外藩集中之地，礼部设有“会同四译馆”——明朝名为“四夷馆”，入清忌讳“夷”字，改称声音相近的“四译”，共计八馆，鞑子馆即为八馆之一。
蒙古的贡使乃贸易随从，照例冬去春归，货物皆卸在鞑子馆，以皮货为主，货款大都托鞑子馆的执事代收。超勇亲王的贡使是陪着孟文一起进京的，他带的货物很多，孟文如果要支用个千把两银子，只要到鞑子馆将他找来，交代一句，他自然会去张罗。但太清春不愿意这么办。
“这么办，对你不好，对我也不好。不管怎么样，你大哥的面子，我得维持住。而且——”太清春没有再说下去，因为她变卖首饰，出府别居，这种境况，比较易于博得人的同情。等彼此的怨恨为岁月冲淡以后，仍可回府。这是她一种乞怜的打算，不必说破。
孟文当然也能体谅母亲的心境，琢磨了好一会儿，欣然说道：“娘，我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你就把首饰卖给我好了。”
当然，孟文承受她母亲的首饰，一定会出善价。太清春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因为孟文的夫婿只知道她花了上千两银子买首饰，不会想到她是变相津贴了娘家。
话虽如此，仍旧要用间接的方式。京师自乾隆末年，和珅当政以后，流行一种行贿的方式，以古玩铺、珠宝店为媒介，譬如有人想谋一个肥缺，居间的人就会告诉他，到哪一家店，去买怎么样的一幅画，或者一只花瓶作为礼物，送进去了自有效验。指定之物，开价极昂，不在话下。其实此物就是由受礼者家中取来的，表面送礼，内里行贿，而受贿者，看来只是收受了一样礼物而已。
太清春亦是用这样的手法，托一家熟识的珠宝店经手，由孟文通知贡使，付价取物，并不知道这几样首饰的来历。
其实，从太清春不容于嫡出之子，打算移居的消息一传，自愿相助的很多，太清春为了维持一份自尊，总是婉言辞谢，如今照孟文的办法，筹得置屋之资，要找房子，便不妨托人，很快地在西城养马营，觅得了略有花木、清幽整洁的一所住宅，携儿带女，迁离朱门。
龚定庵是从许滇生口中得知此事始末，很想去看一看太清春，但听了许滇生的一番话，打消原意。
“她如今居孀，家庭之间又有蜚语，所以她虽是家母的义女，我亦不便到养马营去看她。内人倒是常去的，每一回都陪她淌眼泪。载钧实在太岂有此理。上个月莲生进京，想去看她，我劝他不必，因为有害无益。”
这话实际上也是劝阻龚定庵，他当然听得出来，爽然说道：“照此情形看，想写首诗慰问慰问，都大可不必了。”
“这才是聪明的办法。”许滇生换了一个话题，“令叔快要真除了。”
这一说，不想引发了龚定庵的牢骚。原来龚守正是嘉庆七年的翰林，为人庸俗，虽在翰林从不讲学问，龚定庵曾经公然批评他“一窍不通”，又说：“家叔的学问都从五色书而来。”人家问他：何谓五色书？他说：封面五色，就是五色书。红面的是缙绅录；黄面的是京报；黑面的是属下的禀帖；白面的是各衙门的知会；蓝面的是账簿。
但是龚守正的官运亨通，因为他那种谨小慎微，从不多事，亦从不敢说一句有风骨的话，正适合曹振镛、穆彰阿所倡导的政风，所以早在道光十年，便已当到侍郎！这几年一直在各部转，先是礼部，后是兵部，再迁户部，复转吏部，仍回户部。
这年九月终于升署礼部尚书，由于只是署任，所以龚定庵在礼部当主事，不必因为需要回避而请求改调。
“定庵，”许滇生又说，“令叔一真除，你自然要改官。到刑部来如何？”
许滇生是刑部侍郎，很想罗织龚定庵入刑部，但龚定庵的官兴已冷如死灰了。
“到时候再看吧！”
龚定庵并无意转调刑部供职，但许滇生不死心，极力怂恿，表示如果龚定庵肯到刑部，将请他当“秋审处总办”——这是刑部最具权威的差使，秋审处总办一共八个人，十八行省以及拘系在刑部“诏狱”——俗称天牢的待决重犯，都须先经秋审处审核，何者“情实”、何者“可矜”，一一推详，造成“勾册”，在霜降以前，呈上御前，待朱笔“勾决”。这份生杀大权，实际上操之于秋审处，所以这八总办被称为“八大圣人”。
“定庵，刑律所穷，济之以礼。礼是府上的家学，你又一向讲究经世致用，目前秋审处的总办，就少像你这样一位精于《礼记》的专家，以致许多‘服制案’不得其平。我希望你考虑。”
所谓“服制案”，是杀人犯所杀的人，如胞伯胞叔，或胞兄等，照《大清通礼》在服制上为“期服”，即是次于父母三年之丧的服丧一年，照刑律例须加重，但地方官向来以出“逆伦重案”为讳，因为有逆伦案即表示职司民牧的人，不能化民成俗，不足以为“父母官”，轻则降调，重则革职。同时“刑名师爷”有几条一脉相承的心法，其中有一条是“救生不救死”，所以明明胞弟杀了胞兄，应该抵命，往往夹签声明，“并非有心干犯”，同时在口供上亦每每避重就轻，有意开脱。
这一来在勾决时，便可刊入“缓决”册内，死者岂非沉冤莫白。
这番说法，倒使得龚定庵有些动心了，如果肯徇从许滇生的要求，转到刑部，派了秋审处的差使，遇到这种“服制案”便可据理力争，务得其平。可是毕竟只是动一动心而已，并不愿做出承诺。
“你要我当‘圣人’，太抬举我了。”龚定庵为戏言搪塞，“到时候再看吧。”
一回到家，龚定庵少不得将他胞叔的“好消息”告诉吉云，同时征询妻子的意见，即是龚守正真除了礼部尚书，他想乘此机会辞官。
“辞了官干什么？”
“我可干之事甚多，著书立说，书院掌教；再不然漫游江淮，卖文为活，亦强似做这个吃不饱，饿不死，还要伺候贵人颜色的小京官。”
“那么你是拿什么理由辞官呢？”
“老父年逾七十，就是理由。”
“既然如此，”吉云建议，“何不写信回去请示老太爷？”
“请示老太爷，还不如请示太老师。”
“太老师”指原任体仁阁大学士阮元，已在这年五月告老，住在扬州。龚定庵专函驰问起居，顺便提到辞官。他相信阮元如果赞成，就一定会替他谋一条很好的出路。
正月初一，龚定庵到他叔父龚守正家去拜年。他们叔侄一年只见两三次面。见了面亦没有什么可谈的，不过这年因为有辞官一事，龚守正倒显得很关切。
“我劝你不要辞。许滇生想延揽你到刑部，大家都是熟人，你去了也好。”
“刑律我不熟。”龚定庵说，“我想还是辞官的好。”
“你辞官，于我的面子不好看。”龚守正说，“倒像我当了尚书，容不下一个胞侄似的。”
龚定庵觉得他提出来的理由很奇特，同时心里也不免反感，世界上有侄子为了叔父的“面子”，不能自己选择出处的道理吗？
正在这样想着，门上递进一张名帖来，此人姓吴，现任翰林院编修，是龚守正的小门生。龚定庵最讨厌少年翰林那种趾高气扬、自以为了不起的神气，便即起身，避到屏风后面。
“近来忙不忙？”他听见龚守正在问。
“还好。”
“噢，闲下来干点什么？”
“写大卷子。”
“好！”龚守正脱口夸赞，“你要想得考差，第一在书法要下功夫，字迹要端秀，墨要浓，点画要平正。所谓黑、大、光、圆，”他一字一句地说，“能如此，就没有不入彀的。”
龚定庵实在忍不住了，一面出屏风，一面鼓掌。“翰林的学问，原来如此！”他说，“领教了，领教了。”
这吴编修尴尬得手足无措，龚守正是把脸都气白了。龚定庵自己也觉得有点荒唐，当然，他知道他以后不必再来，就是来了，他叔父也不会见他。
这件事在京中，尤其是浙江的京官之中，传为笑谈，以至于远在杭州紫阳书院主讲的龚闇斋都知道了，家书中痛责龚定庵无礼，说他很担心龚定庵会在口舌笔墨上得祸，既然有辞官之意，不如速办为是。
接着，阮元也来了信，他的信是托进京的便人带来的，还有一百两银子。信中说，他不便劝龚定庵辞官，因为到底只有四十多岁，年力正强，可为朝廷多做点事。不过人各有志，不便相强，龚定庵果真去志已决，在他来说，林下有一个可谈之人，是一大乐事。至于出路，不足萦心：“天下安有饿死之定庵哉？”
于是再一次与妻子商量归计。这一回，吉云完全赞成。原来不知从何处散播出一种流言，说定庵与太清春有了不可告人的秘密。吉云绝不信有此事，但流言却越传越盛，使得她非常痛苦，当然龚定庵本人一无所知。
现在既然决心辞官，吉云觉得应该将此事作一番澄清，因为龚定庵迟早会知道的，到那时人已离京，无从分辩，岂非一生蒙受不白之冤？
但是，她不知道如何开口。措辞欠当，立即会引起夫妇之间的裂痕。因此，在谈家务时，不知不觉间流露出心神不属的表情，龚定庵不免奇怪。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龚定庵说，“移家当然不容易，起码得有三千两银子，才能把各处地方的账料理清楚，不过，我已经有打算了。”
“你是怎么个打算？”
“我先单身出京，去找几个朋友，其中有两个朋友，一定可以帮我很大的忙。”
他的这两个朋友都是道光九年会试的同年，一个叫何俊，字亦民，安徽望江县人，三甲第一名，但却是翰林出身，前年外放为知府，分发江苏，为南河总督麟庆所延揽。
何俊在河工上的差使，入息甚丰，他私人接济以外，还可以在南河衙门，照例应酬过往官员的“公款”中提一笔款子相赠。
再有一个是卢元良，字心农，江西南康人，三甲第二十四名，榜下即用，外放为江苏的知县，十年下来，逐渐调任优缺，如今是扬州府附郭的甘泉知县，地当运道，商务繁兴，有他帮忙，打个千把银子的秋风，轻而易举。
“时间不必太久，有半年工夫，我就能回京接你们。至于住杭州，还是住昆山，到那时再看。”
住昆山便是住龚定庵的别墅羽琌山馆。吉云问道：“昆山的房子，恐怕要修了吧？”
“那花不了多少钱。”龚定庵说，“或许要住扬州也说不定。”
“何以呢？”
“太老师住扬州，他或许会在那里替我谋个馆地。扬州既有何亦民、卢心农在，诸事皆有照应，所以在扬州安家，亦不失为善策。”
吉云点点头不作声，眉宇之际却又显现了心事，龚定庵自然要追问了。
“你到底有什么事放不下心？”
“何亦民、卢心农，跟你是无话不谈的？”
“嗯。”龚定庵答说，“卢心农还比较客气，何亦民倒确是无所不谈。”
“他们如果问起你跟太清春的事呢？”
“太清春？”龚定庵大为诧异，“我跟太清春有什么事？”
“你还不知道？”
龚定庵越发惊骇，急急问说：“知道什么？”
“我一直没有跟你说，因为我不相信有这回事。”吉云终于说破了，“外面沸沸扬扬，都说你跟太清春如何如何，我亦不必形容了。”
龚定庵又惊又气，但很快地恢复了平静。“你信不信呢？”他问。
“我自然不信。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那么，你这些话是从哪里听来的呢？”
“问我的人也不止一个。你何必问？”
“不！我一定要知道流言的来源，才知道是谁在造我的谣。”龚定庵又问，“许滇生夫人跟你谈过没有？”
“她跟我谈过。不过，她知道是谣言。”
“她怎么说？”
“她说：‘有人在造定庵的谣言，说他跟太清春有暧昧。定庵的情形我不清楚，不过太清春冰清玉洁，我是信得过的。’”
“好！”龚定庵点点头，“你这么说，我倒不妨问问许滇生。”
“也好。这种事最好早弄弄清楚，到一出京，人家问起你来，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辩都无从辩起，岂不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说得是。我今天就到许家去。”
“不过，项莲生跟太清春也很熟，人家造谣为什么造到你头上，这一点你也应该想想，总有个缘故在里头吧？”
龚定庵沉吟了一会儿说：“好，我给你看一首词。”
龚定庵拣点出来的，便是那首《清平乐》，两阕八句四十六字，但“三里春风韦曲岸，目断那人庭院”，地点指得太明确了。吉云到此时才知道他对太清春确有爱慕之意，但这也是无足为奇的事，龚定庵多情善感，而本性又是意气飞动，心里藏不住话的人，所以结句“可能纫佩同归”，亦只是有那么一个念头而已。
“我已经‘招供’了。”龚定庵问道，“吉云，你不会误会我吧？”
吉云笑一笑，念了龚定庵的一首七绝：
“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
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
这便很明显了，吉云的意思是，此亦不过又一“偶”而已。龚定庵自是深感欣慰。但流言究竟从何而起，不求个水落石出，他是不能安心的，因而当天便去看许滇生，直道来意。
“流言已非一日，中伤的不是你，是太清春。知道他们家庭风波的，流言从何而来，不言可知。”
“原来，”龚定庵恍然大悟，“原来是载钧在散布这种无根之言！”
“定庵，”许滇生说，“在他人看，并不算无根之言。跟太清春酬唱的人很多，何以独独拿你扯在一起？你那一卷《无著词》几乎都是‘无题’，难怪引起猜测。”
“那卷词是道光三年夏天刻的，其时我还不认识太清春。”
“人家怎么会知道？”许滇生随手拿起龚定庵那本《无著词》说，“这两天我正好在看你这一卷词。我念两首你听听，你就知道流言之起，无怪其然。”
许滇生翻了一下，念的是两阕《桂殿秋》：
“明月外，净红尘，蓬莱幽窅四无邻。
九霄一派银河水，流过红墙不见人。
“惊觉后，月华浓，天风已度五更钟。
此生欲问光明殿，知隔朱扃几万重。”
“这两首词是记梦。”龚定庵说，“小序中不说得明明白白吗？”
“《无著词》大多无题，这两阕《桂殿秋》，加上一段序，托言梦境，而有人以为实有其地，定庵，试问你何词以解？”
接着，许滇生便念那段小序：
“六月九日夜，梦至一区，云廊木秀，水殿荷香，风烟郁深，金碧嵯丽。时也方夜，月光吞吐，在百步外，荡瀣气之空濛，都为一碧。散情景而离合，不知几重？一人告予：此光明殿也。醒而忆之，为赋两解。”
龚定庵一面听他念，一面在转着念头，梦中情景，与太平湖的“朱邸”，确有相似之处，实在难怪他人猜疑。
“好吧，滇生，你要寻章摘句，我亦无法，不过，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总也看得出来。”
“当然。”许滇生说，“词中像‘此生欲问光明殿，知隔朱扃几万重’，只是爱慕惆惘之语，发乎情，止乎礼，我辈深知，无奈资以为口实者，有意渲染，话就很难听了。”
“这些，”龚定庵颇为不安，“这些难听的话，传到了天游阁没有？”
“你想呢？”
“这——”龚定庵顿足无语，不住长吁短叹。
“你也不必难过。她倒是谅解的，”许滇生又说，“我已替你辟了好几次谣，不过，这种事只能随缘化解，如果刻意想澄清，反倒落了痕迹。无奈者在此！”
“承情之至。”龚定庵说，“幸而还有知者。”
“也幸而太清春还谅解。她寄名在家母膝下，我们不能不管她的事，如今正在多方调解她的家庭纠纷，大概可望重回故垒。”
“那太好了。”龚定庵略感安慰，“她的境况如何？”
“很窘。”许滇生说，“又不受人怜，真是爱莫能助。”
接着，许滇生谈了些太清春的近况，但她的生活，似乎除了清苦以外，并无改变，依旧课儿教女，依旧按谱填词，依旧很细心地照料她的笼鸟金鱼，还有那头全身雪白、无一根杂毛的狮子猫。
四月廿三日，龚定庵带着书童晋福，飘然出京，两部骡车，一部乘坐，一部装行李。行李中最主要的是一百卷的诗文集。铺盖倒是新制的，箱子里还有百多两银子的盘缠。这些都是他的一个姓朱的同年，进京引见，因为宦囊丰盈，慨然相助。倘非如此，四月廿三还走不成。
早在定了行期之时，龚定庵便决定以诗记行，勒为一卷，作为辞官的纪念。当然，这些诗还有一个很实在的用处——可用来打秋风。
此念初起，感怀平生，瞻念未来，便一口气写了四首七绝：
著书何似观心贤？不奈卮言夜涌泉。
百卷书成南渡岁，先生续集再编年。
我马玄黄盼日曛，关河不窘故将军。
百年心事归平淡，删尽蛾眉《惜誓》文。
罡风力大簸春魂，虎豹沉沉卧九阍。
终是落花心绪好，平生默感玉皇恩。
此去东山又北山，镜中强半尚红颜。
白云出处从无例，独往人间竟独还。
第一首开宗明义，宣示著作事业的另一个开始。本来著书立说，不如返照内视的观心境界来得高明，何况著作已有百卷之多，本可罢手，无奈夜来文思泉涌，下笔不能自休，于是只好重新编年，自此以后的著作，列为续集。“卮言”是谦辞，“支离无首尾之言，谓之卮言”，但照《庄子·寓言》篇的注解，卮为酒器，满则倾，空则仰，是故所谓“卮言”，在龚定庵的意思是自有那么多的话要说，不由自主地倾吐。至于所谓“南渡”，用唐诗“故人北游久不回，塞雁南渡声何哀”，自拟塞雁之失所，“南渡岁”当然是指这一年——道光十九年己亥。
第二首是说不因境遇，而困厄他的名山事业。“玄黄”是马的一种病态，黑马如果有了病，毛皮会变黄色。病马难效驰驱，但盼日落黄昏，可以归枥息足，这是龚定庵自言辞官的原因。但他的雄心壮志，却如“故将遗老”，关河虽遥，并不因病马不得力而觉得束手无策，这是自喻他在著作上还有漫长的路，决心要去走完，而且要改变作风，删落艳词浮语，一归于平淡精微。
第三首便不免自我解嘲了。“春魂”与“落花”相呼应，首言罡风力大，春魂动荡，以喻不能安于位；“春”欲叩阍，诉之于天帝，无奈虎豹当关，不得上达。《楚辞·招魂》：“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注：“言天门凡有九重，使神虎豹执其关闭，主啄啮天下欲上之人而杀之也。”九阍即天帝所居的“九门”，亦作“九关”，此言“春魂”虽为“罡风”所欺，而又畏惧虎豹，不敢闯关向天帝一陈委屈，只好如落花之辞枝，却不道反是一种成全。“终是落花心绪好”，用杜甫逢李龟年诗意，“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四月二十三适是“落花时节”，此去江南，正当好景，而又有多少故人重晤，心绪极好，不能不默感玉皇无恩之恩，而言“平生”者，无恩之恩不知凡几？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真正道出了龚定庵隐藏在狂态之下的本心，博得许多朋友的激赏。
第四首寄悲伤于感慨，“白云乡”是仙乡，亦是帝乡，独往独还，枉走一遭，从无此例，亦是自伤“明主弃”，但不以为自己是“不才”。
但落花自辞，仍恋故土，亦恋故人，第五首自道其情：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第六首是第二首“百年心事归平淡”的引申：
廉锷非关上帝才，百年淬厉电光开。
先生宦后雄谈减，悄向龙泉祝一回。
利刃谓之“廉锷”，亦借用作词锋犀利，典出《文心雕龙》：“义吐光芒，辞成廉锷。”但“上帝才”三字很费解，有人私下问他说：“‘上帝’可用以称王者，你说‘廉锷非关上帝才’，是否意谓今上庸弱？”龚定庵当然否认，他说“上帝才”不过指天才之才，必须后天“淬厉”。他说他锻炼成一把“龙泉宝剑”，入仕以后，觉得出手易于伤人，只好乞利器谅解，这便是“悄向龙泉祝一回”。
以下便是一连串的“辞行”，第七首自注“别西山”：
太行一脉走蝹蜿，莽莽畿西虎气蹲。
送我摇鞭竟东去，此山不语看中原。
第八首是“别翠微山”，用的是仄韵“九屑”：
翠微山在潭柘侧，此山有情惨难别。
薜荔风号义士魂，燕支土蚀佳人骨。
第九首、第十首是留恋京城，因为三世作宦，几及百年：
进退雍容史上难，忽收古泪出长安。
百年綦辙低徊遍，忍作空桑三宿看。
祖父头衔旧颎光，祠曹我亦试为郎。
君恩够向渔樵说，篆墓何须百字长？
再以下便是别友，第一个是河南光州的吴虹生，龚定庵与他有“七同”，主要的是同一年中举，同榜中进士，而且同出于王植门下，因而情谊特深，龚定庵以鹣鲽相比拟：
事事相同古所难，如鹣如鲽在长安。
从今两戒河山外，各逮而孙盟不寒。
其次是道光十六年进士，现任刑部郎中的黄玉阶，他们的交情是：
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
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
黄玉阶籍隶广州，属于岭南，所以用“岭上云”来对古道照人的“秦时月”。
再有些好友，如孪生兄弟——湖南道州的何绍基，字子贞；何绍业，字子毅；湖南益阳的汤鹏；等等。总有十来个人，一一赋诗留别。
接下来便是回忆入仕以来，令人难忘之事，有得意，也有感慨。龚定庵最难忘情的是金殿对策，大致本乎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书》，自命为救时的良策，亦自信应可入翰林，结果大失所望。如今牢骚虽已消失，而回想殿试当时的兴会淋漓，得意之情犹在：
霜毫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
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
就这样，一路上回忆为学、服官、交游，杂以沿途所见的感慨，都记之以诗，到得清江浦时，已积下八十几首，第一个读者是他的同年何俊。
但是，他只略略翻了一下，便将诗稿置在一边。“我现在没工夫拜读大作。”何俊说道，“你的运气不错，最近麟河帅的心境很不坏，趁他还没有去看闸以前，你去见他一见。走，走！”
他口中的“麟河帅”指南河总督麟庆。此人是辽金皇室完颜氏之后，字见亭，隶属满洲镶黄旗，道光十四年的进士，自道光三年，外放徽州府知府以后，宦途极其顺利，十年工夫当到湖北巡抚，不久调任南河总督，至今六年，年年“安澜”。南河总督只要河工不出事，便是天下第一美缺。
原来河道总督，本有三员，分别管辖直隶、河南与山东、江南的河道，简称北河、东河、南河。乾隆十四年裁北河总督，东河总督由济宁移驻兖州，南河总督则一直驻清江浦，与驻淮安的漕运总督，掌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南河任重权大，过于漕督，亦过于东河，因此，经费非常充裕。
南河每年的修护经费四百五十万两，倘遇决口漫溢，另外可以请款。这四百五十万两的岁修银中，只要用到十分之三，便已足够，换句话说，每年至少有三百万两的额外开支：第一是分段管河的各“厅”，滥支浮销；第二是支付“挂名差使”的干薪；第三便是应酬交际费用。当然，这些额外开支，必须由舞弊而来，河工的积弊，花样百出，由来已久，瞒上不瞒下，视为当然，但紧要关头，不能出事，一出事必获严谴。河工上重视交际应酬，广结人缘，亦就是为了怕出事，就在龚定庵到清江浦以前不久，有个河厅同知因为舍不得一百两银子，结果花了两万两。
有个无赖姓王，云南人，他的祖父在嘉庆年间亦是河厅同知，阔极一时，身后子孙不肖，竟无法回籍，流落在两淮，最后只剩下一个孙子，便是这个无赖。淮扬一带，最多刻薄文人，坐领干薪，饱食终日之余，每好用文字消遣他人，所以这个姓王的无赖得了个用杜甫诗意的双关的外号，叫作“王孙”。
一个多月以前，王孙向这个不识趣的河厅同知去“告帮”，要借一百两银子。那同知不但一口拒绝，而且还牵涉到他祖父，很挖苦了他一顿，那王孙笑笑答说：“一桩小事，阁下何必如此认真！我看阁下恐怕失算了。”
过不多久，麟庆出巡。河工的规矩，沿堤须先堆积材料，以便一旦溃决，即时可以抢修。材料不外乎木柴、石块，其名曰“垛”，购料舞弊的方法，便是外实中空，叫作“虚堆假垛”。王孙找到一处假垛，藏身其中，等麟庆经过时，故意发出呻吟之声。
“这是什么声音？”麟庆问说。
“没有啊！”
王孙一听这话，立即放声长号：“啊——哟——”
麟庆大怒。“把这柴垛移开来看！”他说，“看是怎么回事？”
于是随行的亲兵，纷纷动手，等一拆开，原形毕露，里面空空如也，一床草荐，睡着一个病夫。
“小人没有家，”王孙跪在地上，喘息着说，“又得了个哮喘症，迫不得已，只好借此遮遮风雨，已经有三年了。”
“瞎说！”那河厅同知气急败坏地向麟庆说，“回禀大人，此人叫王孙，是有名的无赖，明明是他把木柴偷空了，说什么有哮喘症。请大人把此人交给卑职，严办他的窃盗之罪。”
“你说我偷木柴，莫非我还偷石头？”王孙指着那些“虚堆假垛”说，“请宪台大人验一验，没有一处不是空的。”
一验果如所言。麟庆大怒，即时派随行的何俊将此同知看管，一回衙门便将拜折严参。河员渎职，处分极严，令人最难堪的是枷号河堤，甚至河督得了革职的处分，除非特旨，亦不能免于此辱。因此，那同知千方百计，请出漕运总督与淮安关监督来缓颊，总共花了两万两银子，方得无事。
麟庆在南河五年有余，官声平常，但圣眷优隆，得力在他的乡榜座师——麟庆是嘉庆十三年的举人，这一科顺天乡试的正副主考是曹振镛、潘世恩——道光以来，一直都是最显赫的人物。因为如此，原本颇受重视的师生、同年的关系，运用到麟庆身上，更有意想不到的功效。
何俊对这一点当然很清楚，因此他在介绍龚定庵之先，很巧妙地将他与麟庆的师承渊源绾合在一起，变成了同出于阮元门下的再传弟子。
原来阮元是嘉庆四年己未科会试的四总裁之一，这一科探花王引之，是龚定庵在嘉庆廿三年戊寅恩科乡试中举的座师，而王引之的会榜同年，二甲卅八名，点了翰林的毛谟，是麟庆会试时的房师，照这层关系来说，龚定庵与麟庆是不折不扣的平辈世交，亦都是阮元的小门生。
阮元是早在前一年夏天告老还乡的，他原籍仪征，定居府城扬州，麟庆每次到扬州拜见太老师，阮元总要谈起龚定庵，誉之为天下奇才。麟庆久已心慕其人，所以一听何俊谈起龚定庵要来，立即表示渴望一见，而且已问过几次，何以至今未到？照这样的情形来看，龚定庵此行，一定大有所获，但何俊不能不担心一件事。
“定庵，这是极好的一个机会，就怕你口没遮拦，无端逞口舌之快，弄得不欢而散，那就是再窝囊不过的一件事了。”
“今非昔比，你没有见我的诗‘先生宦后雄谈减’‘百年心事归平淡’？而况麟见亭礼贤好士，生平虽无赫赫之功，在旗人亦算庸中佼佼，我何苦伤他？”
“照你这种口吻，其实无形中已伤了人。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但愿口角之间留神，别弄得大家都扫兴。切记、切记！”
督抚衙门，皆有花园，不是在后，便是在西，南河总督衙门的花园在署右，是一座独一无二的“赐园”。
这座花园是康熙年间河督张鹏翮所辟，乾隆朝高斌大加扩充，避用园林之名，题名“荷芳书院”。高宗南巡，曾在此驻跸，照规制，类此驻跸之处，如果不改作行宫，亦应封闭，高宗格外体恤，特命赐南河总督为休沐之地。既是赐园，不必再用掩耳盗铃的书院名称，因而改名“淮园”，后来又改为“澹园”，最后取海晏河清之意，改名“清晏园”，园额最近换过，是麟庆的手笔。
清晏园之胜，全在张鹏翮所开的一座方池。池子很大，中有一道曲折虹桥，尽头一座六角亭，额题“倚虹得月”，便名为“得月亭”。亭柱上有麟庆题的一副楹帖：“四面绿荫春管领，一池红雨水文章。”池子四周，有三十多株大柳树，池中又满种红莲，所以这十四个字是写实。
一到夏天，麟庆以得月亭为会客治公之地。何俊陪着龚定庵到达时，麟庆正在接见一位人瑞，此人是漕船上的一个水手，虽然鹤发飘萧，但看上去只不过六七十岁，其实已经一百三十二岁，有雍正七年初充水手的印册，以及嘉庆十二年河督李长森赏给的百岁银牌为证。
由于是人瑞，麟庆特为给了他一个座位。在亭外旁观的龚定庵，听得麟庆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史浩然。”声音还很清亮。
“哪里人？”
“山东汶上。”
“你是哪年生的？”
“康熙戊子。”
“你几岁到漕船上的？”
“廿二岁。”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到雍正七年正是廿二岁。只见麟庆屈着手指数了一会儿，大概因为他所言不虚，表示满意，便又问道：“你的养生之道一定很高明。”
史浩然听不懂他的话，便有带他来的一个武官说道：“大人是问你，你是有什么法子，能够活得这么长？”
“小人是蠢人。”史浩然说，“饿了吃，困了睡，心里从不想事。”
养生的秘诀，如是而已！麟庆自然不必再往下问什么了。赏了十吊制钱，遣走了史浩然，接待慕名已久的龚定庵。
他的称呼很客气，是“定庵先生”；龚定庵则论科名，称之为“老前辈”，麟庆早于龚定庵九科，但年龄却只大了一岁。
见了面，先叙师门渊源。“久闻太老师对定庵先生的赏识，异乎寻常。”麟庆说道，“我听甘泉乡人传说，京师有两句歌谣：‘阮公耳聋，见龚必聪；阮公俭啬，交龚必阔。’真正难得。”
这两句话，龚定庵还是第一次听到，对传述之人，无形中生出感激之心，但心知其故，说了老实话。
“果真有此两句歌谣，无非因为：第一，阮公失聪是假装的，常有人以俗务关税相扰，阮公拒之不可，只有装聋作哑，或许是因为我从不跟他谈这些事，所以不必有所顾忌。至于‘交龚必阔’，是因为我穷的缘故。”
这就自然而然地吐露了需要周济的意向，麟庆很痛快，但也很含蓄地表示说：“此为我辈之过。”接着，便看了何俊一眼，眼色中很明显地暗示，应该多送程仪。
“大帅的《鸿雪因缘图记》，不妨让定庵瞻仰瞻仰。”何俊转脸又问龚定庵，“想来你亦听说过，麟大人有这么一种生面别开的自订年谱？”
“噢，听说过，不知其详。”
“你一看就知道了。”
麟庆对这件事最感兴趣，当即命书童将他的《鸿雪因缘图记》的稿本捧了出来。原来“鸿雪”是出于苏东坡的诗意：“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麟庆自从道光三年外放徽州知府以后，升迁甚速，宦辙所经，无论人事景物，颇有可记，因而在道光七年兴起一个念头，不妨画图作记，以供晚年退归林下的回忆，同时流传后世，至少亦可让子孙知道先世的经历。因而请幕府绘画的三位幕友执笔，自髫年开始，每历一事，必制一记，绘一图，预定每八十帧图记，汇成一集，现在已经积有两集了。
这两集“图记”一时看不完，倘或借了去看，万一遗失损毁，主人痛惜，客人不安，所以龚定庵心中打算，只能略翻一翻，看到有可资以为谈助的，便即停下手来谈论一番，作为应酬主人的雅意。
哪知随手一翻，恰好翻到“西湖问水”这一帧，当然就停下来了。原来麟庆的父亲字曙墀，嘉庆十一年以知府分发浙江，第二年署理台州府，旋调温州，麟庆时年十七，随父宦居浙江，寻幽探胜，共有十三帧图，“西湖问水”“净慈坐禅”“韬光踏翠”“钱塘观潮”“玉泉引鱼”“六和避险”是在杭州的游踪；台州有两帧，“赤城餐霞”“石梁悬瀑”；此外有在绍兴的“禹穴征奇”，有在温州的“永嘉登塔”“石门跃鲤”。
有此渊源，龚定庵大感亲切，一帧一帧看下去，看到“敷文载笔”，复又读麟庆所作的记。敷文是指敷文书院，在凤凰山的万松岭上，南宋时密迩大内，所以明朝初建书院时，即名“万松”。入清以后重修，康熙五十五年御书赐额“浙水敷文”，因而改名敷文书院。其中有芙蓉石、玩心亭、飞跃轩、石匣泉诸胜，又有一座毓秀阁，供奉魁星，又名魁星阁。所谓“敷文载笔”，便与这座魁星阁有关。
麟庆记道：“相传求名之士，于元旦日初出时，以五色丝缠香往拜，如易得手中笔，必获科第，然往往有不见者，则必颠踬棘闱，屡试屡验。余闻而心动，请于母，笑颔之。乃先期斋沐，于戊辰元旦，趁晨光熹微，衣冠登阁，仰视魁星手中，竟不见笔，甫拜祝，而笔自落，因以香易归焉。”
戊辰是嘉庆十二年。在麟庆“敷文载笔”后不久，奉到恩诏，以来年为皇帝五旬万寿，举行恩科乡会试，麟庆北上应试，得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年己巳，连捷成进士，同榜二百四十一人，以麟庆年十九岁为最轻。
敷文书院曾是龚定庵肄业之地，追忆当年，神往不已，彼此有许多往事可谈，一直谈到黄昏，麟庆还要留他喝酒，但因第二天一早，龚定庵便须转往扬州，而何俊有好些事要跟他谈，所以代他辞谢了主人的情意。
回到何俊的寓所，已有五份请帖在等着龚定庵。他匆匆看了一下，一股脑儿推到何俊面前。“你看，”他说，“该怎么办，我听你的。”
何俊看完了请帖问道：“你明天走不走？”
“走又如何？不走又如何？”
“不走，不妨每处到一到，不必担心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如果明天要走，我劝你哪里也不必去了，今晚上你还要办事。”
“办什么事？”
“你先别问。”
龚定庵略想一想答说：“卢心农在扬州等我，明天要走，既然晚上还有事，咱们就不必出去了。而且，近年心情不同，酒食征逐，亦没有什么意思。”
“好！我叫他们去弄个鱼翅来请你。”
何俊将听差唤了来，指明到清江浦最大的一家徽馆四景园，关照要一大碗红烧鱼翅，另外配四样菜，马上送来。哪知听差尚未出门，南河总督衙门已有一个戈什哈持着麟庆的名帖，带着厨子挑夫，送来了一桌烧烤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