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荡汧、陇之师，亦小有功绩。初仇池杨宋奴之死也，二子佛奴、佛狗，逃奔关中。苻坚以佛奴为右将军，佛狗为抚夷护军。后以女妻佛奴子定，以定为尚书领军将军。坚败于淮南，关中扰乱，定尽力奉坚。坚死，乃将家奔陇右。徙治历城。城在西县界，去仇池百二十里。（西汉县，在今甘肃天水县西南。）置仓储于百顷。招合夷、晋，得千余家，自号平羌校尉，仇池公，称藩于晋。孝武帝即以其号假之。求割天水之西县，武都之上禄为仇池郡，见许。（上禄，见第五章第二节。）大元十五年，又以定为秦州刺史。其年，进平天水、略阳郡，（天水，略阳，皆见第二章第二节。）遂有秦州之地。十九年，攻乞佛乾归，军败，见杀。（后杨盛谥为武王。）无子。佛狗子盛，先为监国，守仇池，袭位。安帝以为仇池公。宋武帝永初三年，改封武都王。文帝元嘉二年，六月，卒。（私谥惠文王。）世子玄立。以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明年，玄附魏。又明年，魏以为梁州刺史、南秦王。六年，卒。（私谥孝昭王。）弟难当，废玄子保宗（一名羌奴）。而自立。宋仍以为秦州刺史、武都王。（七年。）难当使保宗镇宕昌，（在今甘肃岷县南。）次子顺镇上邽。（见第三章第三节。）保宗谋袭难当，事泄，收系之。先是流民许穆之、郝恢之投难当，并改姓司马。穆之自云名飞龙，恢之自云名康之，云是晋室近戚。康之寻为人所杀。益州刺史刘道济，粹弟。委任长史费谦等，聚敛兴利，民皆怨毒。九年，（《氐胡传》作十年，此从《道济传》。）难当以兵力资飞龙，使入蜀为寇。道济遣军击斩之。初道济以五城人帛氐奴、梁显为参军，（即伍城，见第六章第四节。）督护费谦，固执不与。远方商人多至蜀土，资货或有直数百万者。谦等限布、丝、绵等各不得过五十斤。马无善恶，限蜀钱二万。府又立冶，一断民鼓铸，而贵卖铁器。商旅吁嗟，百姓咸欲为乱。氐奴既怀忿恚，因聚党为贼盗。其年，七月，及赵广等诈言司马殿下犹在阳泉山中。（阳泉，蜀汉县，在今四川德阳县西。）蜀土侨旧，翕然并反。道济婴城自守。赵广迎道人程道养，诈称飞龙。众十余万。四面围城。道济使中兵参军裴方明击破之。贼溃还广汉、涪城。（皆见第三章第六节。）时道济疾已笃。十年，正月，贼复大至。道济卒。裴方明等秘丧。击贼，败之。荆州刺史临川王义庆遣兵往援，破贼。道养等仍藏窜为寇盗不绝。十三年，文帝遣萧汪之往讨，降帛氐奴。十四年，四月，赵广等亦降。道养为其下所杀。乱乃定。盖前后历六年焉。时梁州刺史甄法护，亦刑法不理。十年，文帝使萧思话代任。难当因法护下，思话未至，举兵袭梁州，遂有汉中之地。魏拜为南秦王。十一年，思话使司马萧承之讨平之。先是桓玄篡晋，以桓希为梁州，希败走，杨盛据有汉中，刺史范元之、傅歆悉治魏兴，（见第三章第六节。）惟得魏兴、上庸、新城三郡。（上庸，见第三章第三节。新城，见第五章第六节。）其后索邈为刺史，乃治南城。（汉中之苞中县。）及是，南城为贼所焚烧，不可固，思话乃还治南郑。（见第五章第五节。）难当使奉表谢罪，诏宥之。十二年，难当释保宗，遣镇童亭。（即董亭，在今天水县东南。《魏书》作薰亭，盖董之字误。）保宗奔魏。魏大武帝以为南秦王，遣袭上邽。顺退守下辨。（见第五章第一节。）十三年，三月，难当自立为大秦王。然犹奉朝廷，贡献不绝。是岁，五月，难当据上邽。七月，魏使乐平王丕攻之。九月，至略阳。难当奉诏摄上邽守。十六年，魏以保宗为秦州牧武都王，镇上邽。难当攻之，为魏镇将元勿头所却。十七年，其国大旱，多灾异，降大秦王，复为武都王。十八年，十月，倾国南寇，规有蜀土。十一月，陷葭萌，犹晋寿大守申坦。（葭萌、晋寿，皆见第三章第六节。）遂围涪城。十余日不克，乃还。十九年，正月，文帝遣裴方明等甲士三千人，又率荆、雍二州兵讨之。难当将妻子奔魏。（后死于魏。）仇池平。以胡崇之为秦州刺史，守仇池。魏使古弼督陇右诸军及殿中虎贲，与杨保宗从祁山南入。（祁山，在今甘肃西和县东北。）皮豹子与司马楚之等督关中诸军，从散关西入。（散关，见第五节。）司马文思督洛、豫诸军事，南趋襄阳；刁雍东趋广陵；邀方明归路。二十年，正月，崇之至浊水，（去仇池八十里。）遇魏将拓跋齐等，败殁。余众奔还汉中。保宗谋叛魏，被执，送平城。三月，顺司马苻达，难当从事中郎任朏等起义，立保宗弟文德。拓跋齐闻兵起，遁走。追击，斩之。诏以文德为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文德既受朝命，进戍葭芦。（城名，在今甘肃武都县东南。）二十五年，魏皮豹子攻之，文德奔汉中。时武陵王骏镇襄阳，执文德，归之京师。以失守，免官，削爵土。二十七年，起文德为辅国将军，率军自汉中西入，摇动汧、陇。文德宗人杨高，率阴平、平武群氐来拒。（阴平，见第五章第一节。平武，汉刚氏道，蜀汉分置广平县，晋改曰平武，在今四川平武县西北。）文德大破追斩之。阴平、平武悉平。又遣文德伐啖提氐，（未详。）不克。秀之执文德送荆州，而使文德从兄头戍葭芦焉。
二十九年，二月，魏大武帝死。其六月，文帝复命徐、兖二州刺史萧思话北伐。以张永为冀州刺史，督王玄谟、申坦等经略河南。攻碻磝，十八日不能拔。八月七日夜，虏开门，烧楼及攻车。士卒烧死及为虏所杀甚众。永即夜撤围退军，不报诸将。众军惊扰，为虏所乘，死败涂地。鲁爽、秀及程天祚并荆州军四万出许、洛。克长社、大、小索。进攻虎牢。欲舟师入河，断其水门。碻磝败退，水军不至，亦收众还。帝又以臧质为雍州刺史，使率所统向潼关。质顿兵近郊，不时发。及爽攻虎牢，乃使司马柳元景率薛安都等北出。至关城，关城主弃戍走，即据之。元景至洪关，（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南。）欲与安都济河攻蒲圾。（见第三章第四节。）会爽退，亦还。
自景平之初，至于元嘉之末，宋、魏战争，历三十年，宋多败衄，北强南弱之形势，由此遂成，此实关系南北朝百六十年之大局，非徒一时之得失也。综其失策，凡有数端：夫以大势言之，则拓跋氏实当五胡之末运。然占地既广，为力自雄；又代北距中原远，欲一举而覆其巢穴，殊非易事；故宋欲魏，实未可以轻心掉之。夫欲攻代北者，非徒自江、淮出兵，远不相及也，即河南犹虞其声势之不接，故欲攻代北，非以河北及关中为根据不可。当元嘉五年之时，谢灵运尝上书劝伐河北。其言有曰：“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征调赋敛，靡有止已。所求不获，辄致诛殒。身祸家破，阖门比屋。”“或惩关西之败，而谓河北难守，二境形势，表里不同。关西杂居，种类不一，河北悉是旧户，差无杂人。”灵运固非经略之才，斯言则不能谓为无理。盖吴举义，元景西征，胡、蜀、氐、羌，莫不响应，关中如此，岂况河北？故谓河北、关中不可复者非也。然河北、关中虽可取，亦必我有以取之。欲取河北，必先固河南，欲固河南，必先实淮土；而欲取关中，则必经营宛、洛与蜀、汉。自晋之东渡，置北方于度外久矣。宋武虽南燕，覆后秦，然受命已在末年，经略未遑远及。史家病其“绵河置守，兵孤援阔”，（《何承天传论》。）景平丧败，职此之由。孝武初，周朗上书，有云：“毒之在体，必割其缓处。函、渭灵区，为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岂不可怀？历下、泗间，何足独恋？议者必谓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于胡矣。空守孤城，徒费财役。虏但发轻骑三千，更互出入，春来犯麦，秋至侵禾，水陆漕输，居然复绝，于贼不劳，而边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尽，可跷足而待也。”当时河南形势之恶如此。斯时当务之急，实在于自固藩翰，而宜戒轻率出兵。故何承天作论，谓“安边固守，于计为长”。而其安边固守之方：则一曰“移远就近，以实内地”；二曰“浚复城隍，以增阻防”；三曰“纂耦车牛，以饰戎械”；（城不可固，则以车为藩，平行趋险，贼不能干。故纂耦车牛，与浚复城隍同意。）四曰“计丁课仗，勿使有阙”。周朗亦言：“缘淮城垒，皆宜兴复，使烽鼓相达，兵火相连。”承天又病“有急之日，民不知战。广延赏募，奉以厚秩。发遽奔救，天下骚然。方伯、刺史，拱守坐听，自无经略，惟望朝廷遣军。”谓非“大佃淮、泗，内实青、徐，使民有赢储，野有积谷，精卒十万，一举荡夷，则不足稍勤王师，以劳天下。”朗亦言：“须办骑卒四十万而国中不扰，取谷支二十岁而远邑不惊，然后可越淮穷河，跨陇出漠。”此诚老成谋国之至计也。乃宋之君臣，恢复之壮志空存，而于生聚教训之谋，则迄未尝及。元嘉二十七年之役，兵一动，即减百官俸三分之一。（至大明六年二月始复。）罢国子学。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献金帛等物。富室小民，亦有献私财至数十万者。又以兵力不足，用何尚之议，发南兖州三五民丁。（说见第五章第二节。）又募天下弩手，不问所从，若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有司又奏军用不充，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赀满五千万，僧尼满二千万者，并四分换一，过此率讨，事息即还。临事张皇如此，安可以兴大役乎？二十九年之役，青州刺史刘兴祖建议伐河北，曰：“河南阻饥，野无所掠，脱意外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众，转输方劳。伐罪吊民，事存急速。今伪帅始死，兼逼暑时，国内猜扰，不暇远赴；关内之众，财足自守。愚谓宜长驱中山，据其关要。冀州已北，民人尚丰，兼麦已向熟，资因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响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城守之外，可有二千人，今更发三千兵，使别驾崔勋之，直冲中山。申坦率历城之众，可有二千，骆驿俱进。较略二军，可得七千许人。既入其心腹，调租发车，以充军用。若前驱乘胜，张永及河南众军，便宜一时济河，使声实兼举。愚计谬允，宜并建司牧，抚柔初附。定州刺史取大岭，（未详。）冀州刺史向井陉，（见第六章第八节。）并州刺史屯雁门，幽州刺史塞军都，（岭名，在今河北昌平县西北。）相州刺史备大行。若能成功，清一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上意止存河南，不纳。论者或以为惜。然魏于河南，尚不肯舍，况于河北，窥其腹心，岂有不以死力争之之理？而可以七千人徼幸邪？孔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宋之君臣，不度德、量力，而好轻举如此，安得而不丧败哉？此以远计言之也。专就战事论之，其失亦有可得而言者。魏大武与文帝书曰：“彼尝愿欲共我一过交战，我亦不痴，复不是苻坚，何时与彼交战？昼则遣骑围绕，夜则离彼百里宿去。彼人民好降我者驱来，不好者尽刺杀之。彼吴人正有斫营技，我亦知彼情，离彼百里止宿。虽彼军三瑞安逻，使首尾相次，募人财五十里，天自明去，此募人头何得不输我也？彼谓我攻城日当掘堑围守，欲出来斫营，我亦不近城围彼，止筑堤引水灌城取之。彼扬州城南北门有两江水，此二水引用，自可如人意也。”此书所云，均系实语，并非虚辞，观其屡攻城不能克；又其战胜，若兵力相当，则恒由宋将帅怯懦，不则宋人恒能以少制众，杀伤过当可知。然则魏人攻城既非所长，野战亦无把握，论其兵力，实尚不逮南朝，而宋顾屡为所困者？魏人于中国无所爱惜，恃其骑兵剽捷，专以杀掠为务。故宋与之遇，师徒之覆败，所损尚浅，而人民之涂炭，受祸实深。经其剽略之地，元气大伤，不徒进取，即守御亦不易言矣。故魏欲避战，而宋斯时之长策，则在与之决战。欲与之决战，则非有骑兵不可。《宋书·索虏传》论，谓彼我胜负，一言可蔽，由于走不逐飞。周朗亦云：“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车弱卒，与肥马悍胡相逐，其不能济固宜。汉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马多也，胡后服汉者，亦以马少也。既兵不可去，车骑宜蓄。”其言可谓深切著明。终南北朝之世，北方非无可乘之机，而南方迄不能大捷，恢复境土者，无骑兵与之决胜于中原，实为一大原因，非徒宋世如此也。元嘉二十七年之役，沈庆之固陈不可，亦以马步不敌为言。文帝顾云：“虏所恃惟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则碻磝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戍，馆谷吊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比及冬间，城守相接，虏马过河，便成禽也。”何其言之易也？岂忘景平之覆辙邪？不特此也，文帝非不恭俭，然实非能用兵之人，而尤暗于择将。王玄谟，怯懦之夫也，帝乃谓殷景仁曰：“问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此以口舌官人也。檀道济最称持重，帝乃谓其养寇自资。到彦之逗桡不前，帝则恕以中途疾动。张永者，涉猎书史，能为文章，善隶书，晓音律，骑射杂艺，触类兼通，又有巧思，纸及墨皆自营造，此乃文学之士，艺术之徒，帝顾谓其堪为将，授以专阃。用人如此，安得而不覆败？沈庆之谏北伐，帝使徐湛之、江湛难之。庆之曰：“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问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观其用张永，则并白面书生而不逮矣。二十九年之役，庆之又固谏，不从，以立议不同，遂不使北出，好同恶异如此，安可用人？身未尝履行陈，而出军行师，每好县授兵略，（见《徐爰传》。）至于攻战日时，莫不仰听成旨，（《本纪》赞。）此尤用兵之大忌，而帝又犯之，尚安有成功之望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