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钱币上
晋、南北朝，为币制紊乱之世，其所由然，则以钱不足用，官家乏铜，既不明于钱币之理，政事又不整饬，铸造多苟且之为，有时或且借以图利，私铸因之而起，遂至不可收拾矣。此等情形，实历隋、唐之世而未能大变，至宋世行用纸币，乃又成一新景象焉。今述晋、南北朝币制之略如下：
《晋书·食货志》云：献帝初平中，董卓铸小钱，由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魏武为相，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及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铸五铢钱，则国丰刑省，于事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案民间果其通行，岂魏武一令所能废。当时钱之不用，实由兵乱积久使然，说已见第十九章第一节矣。自此至于江东，仍以钱少为患。《志》又云：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大者谓之比输，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安帝元兴中，桓玄辅政，立议欲废钱用谷帛。孔琳之驳之，朝议多同，玄议乃不行。案自南北朝以前，时有废钱而用谷帛之议，固由其时钱币之理，尚未大明，然钱法之敝，实亦有以致之。钱法之敝，钱少而不足于用，以致钱贵物贱，其大端也。当此之时，欲善币制，实非鼓铸不可。然鼓铸迄不能善，币制之坏，遂与南北朝相始终矣。
宋高祖时，言事者多以钱货减少，国用不足，欲悉市民铜，更造五铢钱，未果。（见《宋书·范泰传》。）文帝元嘉七年十月，立钱署，铸四铢钱，是为南朝铸钱之始。二十四年六月，以货贵，制大钱一当两。明年五月，罢之。（见《南史·本纪》。）《宋书·何尚之传》云：先是患货重，铸四铢钱。民间颇盗铸，翦凿古钱以取铜，上患之。二十四年，录尚书江夏王义恭建议，以一大钱当两，以防翦凿。尚之议曰：“伏鉴明命，欲改钱制，不劳采铸，其利自倍。若今制遂行，富人赀货自倍，贫者弥增其困。又钱之形式，大小多品。直云大钱，未知其极。若止于四铢、五铢，则文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识，加或漫灭，尤难分明。公私交乱，争讼必起。”中领军沈演之，以为“采铸久废，兼丧乱累承，摩散湮灭，何可胜计？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其数本少，为患尚轻。今王略开广，声教遐暨，金襁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案此说非尽实，说见第十九章第一节。）用弥广而货愈狭；加复竞窃翦凿，销毁滋繁，刑禁虽重，奸避方密；遂使岁月增贵，贫室日剧。若以大钱当两，则国传难朽之宝；家赢一倍之利；不俟加宪，巧源自绝。施一令而众美兼；无兼造之费；莫盛于兹矣”。上从演之议，遂以一钱当两。行之经时，公私非便，乃罢。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更铸四铢钱。《前废帝纪》：大明八年，去岁及是岁，东诸郡大旱，甚者米一升数百，（升，当依《南史》作斗，说见第十九章第一节。）京邑亦至百余，饿死者十有六七。孝建以来，又立钱署铸钱，百姓因此盗铸，钱转薄小，商货不行。永光元年二月，铸二铢钱。九月，开百姓铸钱。明帝泰始元年（即前废帝永光元年。）十二月，罢二铢钱。（见《南史·本纪》。）二年三月，断新钱，专用古钱。《颜悛传》云：元嘉中铸四铢钱，轮廓形制，与五铢同，用费损无利，故百姓不盗铸。（案《何尚之传》言民间颇盗铸，此云不盗铸者，盖虽有盗铸而未甚也。）及世祖即位，又铸孝建四铢。三年，尚书右丞徐爰议：“货薄民贫，公私俱困，不有革造，将至大乏。谓宜式遵古典，收铜缮铸。纳赎刊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铜赎刑，随罚为品。”诏可。所铸钱形式薄小，轮郭不成。于是民间盗铸者云起。杂以铅锡，并不牢固。又翦凿古钱，以取其铜。钱转薄小，稍违官式。虽重制严刑，民、吏、官长坐免死者相系，（《刘怀慎传》：怀慎弟孙亮，大明中为武康令，时境内多盗铸钱，亮掩讨无不禽，所杀以千数。《顾琛传》：大明四年，为吴兴大守，坐郡民多翦钱及盗铸免官。）而盗铸弥甚。百物踊贵，民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无轮郭者，悉加禁断。沈庆之立议：“宜听民铸钱。郡县开置钱署。乐铸之家，皆居署内。平其杂式，去其杂伪。官敛轮郭，藏之以为永宝。去春所禁新品，一时施用，今铸悉依此格。万税三千。严检盗铸。并禁翦凿。数年之间，公私丰赡。铜尽事息，奸伪自止。”上下其事公卿。义恭及竣皆驳之。时议者又以铜转难得，欲铸二铢钱。竣又驳之。然及前废帝即位，卒铸二铢钱。形式转细，官钱每出，民间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无轮郭，不磨炉，如今之翦凿者，谓之来子。景和元年，（亦即永光元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綖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贾不行。大宗初，惟禁鹅眼、綖环，其余皆通用。复禁民铸。官署亦废工。寻复并断，惟用古钱云。案宋世圜法之敝，铸造之不善，固其大端，而铜之乏所关亦巨。惟铜乏，故议铸造者皆不免爱铜，既减五铢为四，又减四铢为二，甚至欲以一为两，名实溷淆，民听眩惑，遂至不可收拾也。铜之乏，散入民间，以之制器，盖为其大原因。三国时，吴铸当五百、当千大钱，刘备亦铸当五百大钱，已见《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齐书·崔祖思传》：祖思言刘备取帐钩铜以铸钱。吴为产金之区，蜀为富饶之地，铜之乏且如是，况于他邦？盖自董卓毁坏五铢，所铸小钱，本不得民信，又为魏武所废；至魏文则并五铢而废之；其时民间用钱本少，又值丧乱，商贾不行；向为钱币之铜，遂多转而为械器矣。《齐书·高帝纪》言帝俭德云：后宫器物、栏槛，以铜为饰者，皆改用铁。宋孝武帝孝建三年，禁人车及酒器用铜。《北齐书·杨愔传》言其一门四世同居，昆季就学者三十余人。宅内有茂竹，其季父，为愔于林边别茸一室，命独处其中。常以铜盘具盛馔以饭之。因以督厉诸子，曰：“汝辈但如遵彦谨慎，自得竹林别室，铜盘重肉之食。”何远素器物无铜漆，则史以为清操。可见上自宫禁，下至民间，以铜为器物者之多。盖每经丧乱，则公家之藏，流入民间，而民间生计，后裕于前，遂能用之以制器，亦与金、银之散入民间，同一理也。（参看《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晋书·食货志》：孝武帝大元三年，诏曰：“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销坏无已。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输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中国之铜已少，况又有流入异域者邪？梁武东下，用度不足，南平王伟时守襄阳，取寺铜佛，毁以为钱。北齐王则为洛州刺史，亦毁旧京诸像以铸钱。此固军旅倥偬之时，官方败坏之际，然亦可见其时铜之难得也。
《齐书·刘悛传》云：宋代大祖辅政，有意欲铸钱，以禅让之际，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请孔上《铸钱均货议》，辞证甚博。其略以为“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粜不贵，是天下钱少，非谷穰贱，不可不察也。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累轻，轻钱患盗铸，而盗铸为祸深。民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惜铜、爱工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为患也。自汉铸五铢，至宋文帝，历五百余年，制度世有废兴，而不变五铢钱者，明其轻重可法，得货之宜。以为宜开置泉府，方牧贡金，大兴镕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不爱铜、不惜工之论，实与今之言泉币者，立说相符。泉币通行之后，用之者固皆计其数，不复论其重，当其未行之时，则民之信否，恒视其重轻之名实相符与否，此四铢、二铢之所以不行。五铢行用最久，准其轻重，亦为下令于流水之原。孔诚明于钱法之利弊者也。时议者亦多以钱货转少，宜更广铸；重其铢两，以防民奸。大祖使诸郡大市铜、炭。会晏驾，事寝。永明八年，恢启世祖：蒙山有古铜坑，上使入蜀铸钱，功费多，乃止，已见第一节。此时钱价之贵，十倍宋初；好恶钱相贸，好钱一当恶钱二，或十当其十七，已见第十九章第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