苻坚初亦称大秦天王，盖其人少知治体，故未敢遽自尊大，姚兴，《晋书·载记》谓其以日月薄蚀，灾眚屡见，降号称王，下书令群公、卿、士、将、牧、守、宰各降一等。姚绪、姚硕德以兴降号，固让王爵，兴弗许。案兴即欲自贬抑，无容与绪、硕德同号，《北史》云：兴去皇帝之号，降称天王，盖是？然则绪、硕德之让，即石虎时贬亲王、藩王之封之故事也。吕光初亦称天王。及病笃，立其大子绍为天王，乃自号大上皇帝。案魏献文之禅位也，群公奏曰：“昔三皇之世，澹泊无为，故称皇，是以汉高祖既称皇帝，尊其父为大上皇，明不统天下。今皇帝幼冲，万机大政，犹宜陛下统之，谨上尊号大上皇帝。”其言颇合古义。吕氏未必知此；光既病笃，亦必不能更知政事；盖徒取皇帝、天王之称为尊卑之等差耳。观吕纂、吕隆亦皆称天王，而隆追谥其父宝为文帝可见也。慕容云、冯跋亦称天王，盖亦以国小民寡，不敢自尊。慕容盛去皇帝之号，称庶人大王，庶人盖谓无爵，以知政事，故曰大王，则弥自贬损矣。
索虏非知故事者，而献文禅位时，群公之奏，顾颇合古义，盖臣虏士夫，知故事者尚多也。然虏终不免沐猴而冠。胡灵后之秉政也，追尊其母京兆郡君为秦大上君。及其父国珍死，追号为大上秦公，张普惠为谏议大夫，陈其不可。左右畏惧，莫敢为通。会闻胡家穿圹，下有磐石，乃密表言之。大后览表，亲至国珍宅，集王、公、八坐、卿、尹及五品已上，博议其事。遣使召普惠，与相问答。然卒不用其言。孝庄之立，尊其考为文穆皇帝，（庙号肃祖。）妣为文穆皇后。将迁神主于大庙，以高祖为伯考。临淮王彧与吏部尚书李神儁表谏，不听。时又尊其兄劭为无上王，寻遇害河阴，又追谥为孝宣皇帝。（妻李氏为文恭皇后。）彧又面谏，谓：“历寻书籍，未有其事。”帝不从，及神主入庙，复敕百官悉陪从，一依乘舆之式。彧上表，以为“爰自中古，迄于下叶，崇尚君亲，褒明功德，乃有皇号，终无帝名。今若去帝留皇，求之古义，少有依准”。又不纳。胡三省曰：“自唐高宗以后，率多追谥其子弟为皇帝，作俑者魏敬宗也。”虏不足责，中国人亦因其失，则诚不免野哉之诮矣。前废帝之立，以魏为大魏，诏曰：“三皇称皇，五帝云帝，三代称王，迭冲挹也。自秦之末，竞为皇帝，忘负乘之深殃，垂贪鄙于万叶，今称帝已为褒矣，可普告令知。”盖亦以丧乱荐臻，故颇自贬损也。
周孝闵帝始篡魏，亦称天王。时则追尊考文公为王，妣为文后，至明帝武成元年八月，乃改天王称皇帝，追尊文王为帝。《崔猷传》云：时依周礼称天王，又不建年号。猷以为世有浇淳，运有治乱，故帝王以之沿革，圣哲因时制宜。今天子称王，不足以威天下。请遵秦、汉称皇帝，建年号，朝议从之。盖时习以天王之称为卑于皇帝，后周制作，最为泥古，然卒不能变易世人之耳目，终不得不随之而变也。宣帝之立，尊皇后为皇大后。（阿史那氏，突厥木杆可汗女。）又尊所生李氏为帝大后。静帝立，一称为大皇大后，一称为大帝大后。又称天元大皇后杨氏为皇大后，天大皇后朱氏（静帝所生。）为帝大后。盖亦以在位者为帝，帝之父为皇，正后系其夫所生系其子名之邪。
《抱朴子》有《诘鲍》之篇，载时人鲍敬言无君之论，而己驳之，其言在今日，已不足论，然亦可见其时好老、庄之书者之见地也。敬言之言曰：“儒者曰：天生蒸民而树之君，岂其皇天谆谆言之，亦欲之者为之辞哉？夫强者陵弱，则弱者服之矣。知者诈愚，则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则隶属由争强弱而校愚知，彼苍天果无事也。”又曰：“天地之位，二气范物，乐阳则云飞，好阴则川处，各附所安，本无尊卑也。”此辟君臣之位出乎自然之说也。又曰：“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系，恢尔自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川谷不通，则不相并兼。士众不聚，则不相攻伐。势利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此言无君之世天下之晏然无患也。侈言君道之美者，每谓君之出令，乃所以使民获遂其生。敬言则云：“促辔衔镳，非马之性，荷轭运重，非牛之乐。穿本完之鼻，绊天放之脚，盖非万物并生之意？”治人者之所求，不过“役彼以养此”，“贵者禄厚，而民困矣”。“下疲怨则知巧生”，乱之既作，乃以“忠义孝慈”救之，幸而有济，亦所谓“死而得生，不如乡无死”也，况乎“茅茨土阶，弃织拔葵”，不过“盗跖分财，取少为让”；其恩之及下，亦不过“陆处之鱼，相呴以沫”哉？“关梁所以禁非，而猾吏因之以为非；衡量所以检伪，而邪人因之以为伪；大臣所以扶危，而奸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以靖难，而寇者盗之以为难”。信乎“君臣既立，众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间，愁劳于涂炭之中，犹辟滔天之源，激不测之流，而塞之以最壤，鄣之以指掌也”。“桀纣穷骄淫之恶，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并为匹夫，性虽凶奢，安得施之？”且夫“细人之争，不过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无疆土之可贪；无城郭之可利；无金宝之可欲；无权柄之可竞；势不足以合徒众；威不足以驱异人；孰与王赫斯怒，陈师鞠旅，僵尸则动以万计，流血则漂卤丹野”哉？此鲍生以世事之纷纭，举归咎于立君之大略也。其言善矣，然君臣之制，非孰欲立而立之也，其事亦出于自然。何策使之不作？既作矣，何道使之可替？于此无言，则论有君之弊，虽极深切著明，亦徒为空谈耳。葛生诘鲍之辞，颇多拘墟之论，然亦有其可采者。如曰：“远古质朴，盖其未变，譬彼婴孩，知慧未萌，非知而不为，欲而忍之。”“有欲之性，萌于受气之初，厚己之情，著于成功之日，贼杀并兼，起于自然，必也不乱，其理何居？”“橡芋可以生斗讼，藜蕾足用致侵夺。”则“私斗过于公战，木石锐于干戈”矣，作始也简，将毕也巨，乱源既伏，何计可止其迁流乎？且也“古者生无栋宇，死无殡葬，川无舟楫之器，陆无车马之用；吞啖毒烈，以致殒毙；疾无医术，枉死无限。后世圣人，改而垂之，民到于今，受其厚惠。机巧之利，未易败矣”。“大极浑沌，两仪无质”，固未若“玄黄剖判，七曜垂象，阴阳陶冶，万物群分”。由斯言之，社会之开化，势固不可以已，昔贤心仪邃古之世人与人相处安和之美，疾后世之不仁，乃欲举物质之文明而并去之，岂不悖哉？然物质之文明，虽不可去，社会之组织，固未尝不可变，亦且不可不变，而昧者又欲并此而尼之，则其失，又二五之于一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