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您有什么打算？”
“我明日先回许都，收拾兵马，待重整旗鼓必报今日大仇。南郡，孙刘两家必争之地，非子孝不能保其万全！此地，就仰仗子孝了！”
曹仁闻言道：
“丞相放心，曹仁必舍命保其万全！”
忽心念一转又道：
“那合肥、襄阳，谁来保守？”
南郡是孙刘联军首当其冲的冲要之地，但合肥又何尝不是两家必争之地？
合肥在江淮行军路线中明显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虽然江淮之间的行军路线不止合肥这一路：自北南下，走陆路则可经合肥之东的盱眙——涂中——瓜步的陆上行军路线（后来晋灭吴，东路司马伷军走的就是这条路线）；走水路则有更东的淮阳——中渎水——广陵的水上行军路线（当年春秋时代吴王夫差为北上中原与齐、晋争霸而开凿的人工运河，称为邗沟，也是后来京杭大运河江淮段的前身；曹丕在224年、225年两次伐吴，都是顺着这条路线将其淮河水师驶入长江的）。
而这三条路线分别对应着长江上的三个渡口：历阳(采石)、瓜步(建业)、广陵(京口)。
虽然这三条路线均能抵达长江，但由于长江下游江面宽阔，瓜步、广陵两个渡口渡江困难，因此对孙吴威胁不大；而邗沟是人工开凿的运河(中间连接了若干个小湖泊)，三国时代由于连年战乱早已年久失修，船只通行困难。
曹丕回军时由于水浅，不得不把水师留下，自己从陆路返回洛阳(见《三国志蒋济传》)。因此，在当时可以选择的三条南下路线中，合肥一路是对东吴威胁最大的一条。
同样，孙权伐魏要北上，在可以选择的这三条路线中，合肥一路也是最为稳妥的。因为走涂中——盱眙的陆路，后续补给非常不便，更要担心魏的骑兵包抄（曹魏最擅骑兵，在江淮平原上曹魏的骑兵优势最容易发挥）。
走邗沟的水路，由于水浅，行军比较困难。只有走合肥的水路，既能发挥东吴水军的优势，又可通过施水、淝水等自然形成的河流直抵淮河。当然，除了江淮平原的上述三条进军路线之外，孙权北伐还可以走从庐江进攻六安、安丰，经略淮西的路线。
但这条路线要穿越大别山脉，行动更加困难，一般很少选择。割据自保的战略使孙权攻打合肥成为必然。
虽然走合肥北伐的路线最为稳妥，但其它两条路线也不是不能选择的。在一定的战略形势下，三条路线互相配合也许会起到比强攻合肥而不下更好的效果。
但孙权这个人正如孙策评价：举江东之众，决机於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可以说孙权是典型的进取不足，守地有余，这种性格也决定了孙权在屡次进攻曹魏时做不到像诸葛亮那样倾尽吴蜀之兵与曹魏决战，更导致了孙权虽屡犯合肥，但一旦听说敌人主力回援，便不等曹军主力部队回来，便先行撤走了。
每次出兵都是选择水路能够到达的地方进攻，很少贸然脱离江河同敌人在陆地上较量。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性格，成就了逍遥津的张辽，当然，这是后话。
而襄阳是南郡与合肥的补已，所以更是不容有失。作为争战杀场多年的曹仁很自然会想到这两个重地。
曹操略思片刻道：
“襄阳便由元让坐阵吧，有他坐阵，当可保无虞。”
夏侯惇自眼睛受创后，道行大为受挫，但还好他性本忠诚，故而曹操不常派他四处征战，却常委以粮草、协调等重任，倒也落了个轻松自在。
曹操迟疑片刻又道：
“合肥可由文远（张辽字）坐阵。”
想了想又道：
“再配上曼成（李典字）、文谦（乐进字），当可保合肥。”
曹仁闻言不由眉头一皱：这么安排，虽可防主将叛敌，但张辽毕竟是个降将，而李典、乐进自曹操起兵便跟随曹操，称得上是元老级将领。若有曹操坐阵，倒可阵得住场面可保太平，但没有曹操在，三人一起怕是难免心生间隙。将帅不和，如何保合肥安危？想至此处，曹仁便道：
“丞相，文远虽是难得的将才，但……毕竟是个降将。曼成、文谦乃是丞相宿将，二人与文远素来不合，这么安排……”
曹操闻言微微一笑道：
“无妨，我自有安排。”
曹仁听曹操这么说，知他自有见的，点了点头。二人又对饮了片刻，曹仁这才告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