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姐就此生病了，卧床不起。当她再次露面在我们面前时，她那一头黑亮的、总是被她打理得整整齐齐的头发剪短了，她神情寡淡，短发的她看上去好像年轻了一点，带着一点天真稚拙的样子，像电影画报上的女学生。
她的哥哥去世的那年，镇子上开始修建人行道了。工地带来了轰隆作响的挖土机、搅拌机，还有落在地上发出咣当一声的钢筋，也带来了一个北方人，叫方远，他是包工头。他的身材比她哥哥更高大，魁梧健壮，总是笑眯了眼，走近了能闻到他身上刺鼻的旱烟气味。他带领着镇子上的男孩儿们玩游戏，他大声斥责偷懒的工人，他用很短时间就和镇上的人们混熟了。每当晚饭后纳凉的广场上传来阵阵笑声时，毋庸置疑，方远就是这笑声的中心。没过多久，我们就看到方远和陈小姐进进出出了。
我们都为陈小姐感到高兴。镇子上的女人们交头接耳：“陈家人怎么会嫁给一个包工头，一个干粗活的而已。”但也有一些年长的人，认为“再怎么说也应该注意自己的品行和名声吧。”当然，他们不会直接说陈小姐不知检点，他们只是大声叹气“可怜的陈家小女儿，家里怎么说也是官上的人，也没人来陪陪她。”她在上海还有一门亲戚，但是很多年前因为逃难瓜分房产时闹了点不愉快，再也没有了往来，她的父亲去世时也没人来填把土。
只要在大树下乘凉的老人们以一句“可怜的陈小姐”起头，他们就兴致勃勃地絮叨起来，“是在一起住了吧？”他们互相假装抚摸孙儿昏昏欲睡的脑袋，一边窃窃私语。陈小姐与方远并肩走过街头，人们的遮光窗帘背后就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可怜的陈小姐！”
她背挺得笔直，肩颈舒展出一条优美的弧线，当我们相信她已经不再有“优势”的时候，她更加保持了作为一名陈家人的尊严，但这份尊严还需要她放下一点身段才能显得更具有说服力。她在去买毒鼠强，也就是毒药的时候，就是如此。那时离人们感叹“可怜的陈小姐”也已经有一年多了，她的两位姐姐要来看她了。
“这里有毒药吗？”她对店主说，她刚刚年过三十，依然瘦弱，但身材匀称，脸部下颌线绷得很紧，那双沉静的黑眼睛看起来冷淡又傲慢。“我想买点毒药。”她这么说。
“要毒老鼠吗？需要哪一种？我给你推荐这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