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领军：王衍。这人出自名族琅邪王氏，乃是“竹林七贤”中王戎的堂弟。王衍之所以能统领皇宫内禁军，成天在贾南风眼皮底下晃悠，全因他老婆郭氏与郭彰是同族。
中护军：相继由司马澹（司马伷次子）和赵浚担任。司马澹即是诽谤自己弟弟司马繇谋反，致使司马繇遭到流放之人，他老婆也是郭氏，与郭彰同族。郭氏性格强横，她仗着有贾南风做靠山，甚至欺凌到婆婆诸葛太妃（诸葛诞的女儿）头上，而司马澹也不闻不问，由此留下不孝的名声。赵浚则是贾南风多年的死党——司马炎嫔妃赵粲（谢玖事件中曾力保贾南风）的叔父。
除了以上重臣外，别忘了朝廷里还有个相当务实的部门——尚书台。元康年间，尚书令相继由司马晃（司马孚第五子，曾助贾南风发动政变剿灭杨骏）、司马泰（司马懿四弟司马馗的儿子）、王衍担任，而尚书台最重要的部门——吏部的吏部尚书则由王戎担任。由此，尚书台的政务便主要集中在司马宗室和两个琅邪王氏兄弟手中。
总的来说，贾南风的政治班子组建得还算相当得体。尤其是四位门下省要员——张华、贾模、裴、裴楷，都算得上是当时的顶尖人物了。
元康年：河东裴氏
前面大致介绍过河东裴氏家族。在西晋初年，裴秀与太原郭氏搞政治联姻，是故，贾充即是裴的姨父，贾南风则是裴的表姐。贾南风掌权后，裴大权在握，裴氏家族的势力更上一层楼。
裴楷则是裴的堂叔，他在家族中名声最响，号称“玉人”。裴楷个性通达随性，他的堂兄看上他一栋宅邸，他想都没想就赠给了堂兄。去富豪家做客时，他只要看到什么名贵珍玩，张口就要，然后转手又送给贫困者。
裴楷曾提议从最富裕的梁王司马肜和赵王司马伦这二位藩王的封国税租中每年抽调一百万钱，以抚恤宗室中的贫寒者。
有人讥讽裴楷说：“哪有拿别人东西再送给其他人做人情的？”
裴楷答道：“损有余以补不足，天道也！”
可见，裴楷对钱财有着相当豁达的价值观，称得上“不以物喜”。不过，在河东裴氏一族中，裴楷的命运也最为跌宕。
司马炎时代，裴楷站在任恺一边压制贾充，自然没什么好果子吃。杨骏掌权时，裴楷虽是杨骏的亲家，却被杨骏排挤。杨骏好不容易倒台了，裴楷的儿子又意外死于乱兵之中，他自己也差点被株连斩首。司马玮发动政变的那天夜里，他保护着司马亮的三子司马羕四处逃窜，若不是得到岳父王浑保护，又差点被杀。此时，他官拜中书令，但他生性淡泊名利，一心只想着退隐。
王浑很理解自己的女婿，他上奏朝廷：“裴楷天性不喜欢争名夺利，还请朝廷成全他的志向！”
朝廷没有同意。没过多久，裴楷便一病不起了。
就在裴楷临终之际，王衍去探望他。裴楷望着王衍，说了句奇怪的话：“你我似未曾相识啊……”
王衍与裴楷相交多年，临了却被裴楷说不认识，到底是什么意思？魏晋时期，名士深受玄学思想的熏陶，常常说些玄而又玄的话。想来，裴楷大概是借以表达自己不谙世事的本心吧。倘若这话说得更直白，并带有贬义，那意思则可理解成人心叵测、知人知面不知心了。王衍也是大名士，整天把名节挂在嘴头，但从他日后一系列作为来看，证明裴楷所言不虚。
贾南风掌权后没几个月，裴楷病逝。
王衍叹道：“裴君精明开朗远在众人之上，寻常人看不透他。若人死能复生，我真想再与他同舟共济。”寻常人看不透裴楷，但王衍却看得透，这话自是借着称赞裴楷来证明他自己不是寻常人。
元康年：变味的玄学
我们来讲讲王衍的事迹。这位琅邪王氏族人，王戎的堂弟，自幼享有清高的名声。他十来岁时去拜见山涛，山涛盯着他看了很久，赞叹道：“真不知是哪位老妇人，生了这么个俊美的儿子。可是……”山涛话锋一转，“……将来贻误天下苍生的人，或许就是这孩子啊！”
前文讲，王衍、王戎跟羊祜关系不睦。等到王衍、王戎上位后，二人大肆诋毁早已故去的羊祜，“二王当国，羊公无德”这句话在元康年间广为流行。
早年间，杨骏想把女儿嫁给王衍，王衍以此为耻，装疯卖傻躲避这桩婚事。不过，王衍却娶了太原郭氏之女。其实，弘农杨氏的名望远在太原郭氏之上，而王衍拒杨骏，纳郭氏，也不是考虑他们的家族历史，乃是出于政治投机。杨氏是司马炎时代的外戚，郭氏则是司马衷时代的外戚，显而易见，郭氏有着更大的升值潜力。不过，想来是因为太原郭氏缺乏家教，王衍之妻郭氏、司马澹之妻郭氏，以及贾充后妻郭槐，无一不是性格凶悍、飞扬跋扈。
王衍跟堂兄王戎的金钱观迥然不同。王戎爱财，王衍却自命清高，鄙视钱财。有次，王衍言道：“钱财如粪土，我连说出钱这个字都觉得恶心，从今以后，我绝口不提钱字！”
郭氏贪婪，好敛财，故意跟王衍作对，便趁着王衍熟睡时，在他床周围堆满了钱。王衍醒来，满眼都是钱，知道是妻子想逼他说出钱字，不禁恼怒道：“把阿堵物都给我拿走！”“阿堵”是晋朝时的口语，“阿堵物”意指“这东西”。后来，阿堵物就成了钱的代称。
司马炎曾问王戎：“当今之世，王衍能跟谁相比？”
王戎不吝溢美之词：“要问谁能跟王衍比，当今是找不到了，只能从古代圣贤中去寻觅。”
这绝对是溢美之词。不过，料想王戎也不是赞王衍的才干，而是赞王衍的哲学造诣。
王衍才华横溢，自比“孔门十哲”之一的子贡。他和那个时代绝大部分士人一样，均推崇魏朝夏侯玄、何晏的玄学，且在玄学理论上有杰出造诣。说到魏晋玄学，就不得不提一种风靡于魏晋的时尚社交活动——清谈。
清谈源于东汉末年的清议，不同的是，汉末清议的话题主要是品评名士，其内容多与政治息息相关，而魏晋清谈则刻意回避政治，以《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为基础，针对有与无、本与末、动与静、言与意、自然与名教等问题展开探讨和辩论，完全是哲学范儿的。
清谈自魏朝正始年间开始流行，当时正值曹爽和司马懿紧张激烈的派阀斗争，士大夫一是推崇夏侯玄、何晏的学术，二是为了排解压力，遂创造出这种娱乐与学术兼具的社交活动。正始年后，清谈并没有走向衰败，反而更加盛行，成为魏晋时期最具特色的文化风貌之一。
这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风雅社交令士大夫趋之若鹜，备加推崇，其吸引力甚至比五石散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清谈绝非胡吹瞎侃，而是有一套严格的规矩和流程。参与清谈者人数不定，过程中，一方阐述自己的主题和见解，持不同意见的另一方则竭力推翻对手的论点。清谈的结束，有时是双方求同存异，有时是各自坚持，很难定下胜负。本来嘛，哲学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讲得清的。
晋朝时佛教已相当盛行，因此，清谈常常也流露出禅学的韵味。
有次，一个宾客向大名士乐广请教：“‘旨不至，至不绝’是什么意思？”“旨不至，至不绝”出自《庄子》，大概意思是说：凡人认为探知到了某件事物，便能了解这事物的属性和形态，但其实，这种对事物的认知是极其粗略甚至有误的，故凡人几乎不可能通过触摸或观察了解事物的全貌。这种深奥的哲学思想甚至可以延伸到物理学领域。
乐广听罢，没有直接回答，他用拂尘敲了敲案几。问道：“碰到了吗？”
宾客回答：“碰到了。”
乐广又将拂尘从案几上拿开，问道：“既然碰到了，它又去了哪儿呢？”
宾客做猛然醒悟状。当然，悟没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清谈忌长篇大论，主张言简意赅。王衍曾称赞乐广说：“我跟人说话已经力求简略，但比起乐广，还是觉得自己太啰唆。”
王衍与乐广同是西晋最著名的清谈领袖。乐广留下这个颇具禅机的故事，王衍却留下一个很不光彩的故事。
王衍跟人畅谈玄理的时候，往往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别人指出他的错误，他也满不在乎，随口便将前面说过的话推翻，被人评论为“口中雌黄”。雌黄是一种矿物质，在古代被当作橡皮来用，这即是成语“信口雌黄”的由来。
清谈，作为一种半消遣半学术的社交活动固然无所谓，但遗憾的是，这种社交极大影响了士大夫的心性。倘若士大夫之间的话题过多涉及政治，很可能会被朋友鄙视，他们认为政务是“俗务”，唯有纯粹的哲学才是清高风雅。甚至，士大夫在处理政务时，也不由自主地把清谈时养成的习惯带了进去——政务太俗，什么都不做才是真正的高人。这绝对不是无为而治，实则是借着无为而治的说法占着茅坑不拉屎。其中，王衍正是这样一个典型。《晋纪·总论》的作者干宝评论说：“做官的人讥笑勤奋，却把空谈当成高明，诸如刘颂进言治政之要、傅咸弹劾歪风邪气，都被人称为‘俗吏’，可那些无所事事者却个个名重天下……”这话，极其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官场风气。
王衍推崇“贵无论”，以“无”作为世界的根本。裴则是个务实的人，他不爽像王衍这样的人大行其道，认为应该改变社会风气，遂写下一篇《崇有论》驳斥王衍。裴也是玄学拥趸，《崇有论》同样基于玄学理论。姑且不提二人的哲学见解谁更高深，只针对那时的时局来说，裴的确起到了更加积极的作用。
若真要从哲学角度来讲，王衍虽喜欢畅谈“无”，但料想他并不明白“无”的真正含义。其实，道家和佛教的“无”绝非指什么都没有，这种概念超越于“有”与“没有”的二元对立概念，甚至超越了我们的认知范畴，是对宇宙万事万物本源的粗浅描述。受限于人类语言的匮乏，实在没有准确的词能形容这至深的道理，故用“无”来代替。可是这简陋的文字表达，却误导了很多一知半解的人，认为无所作为、空无一物就是开悟的表现，实在是可悲可叹。其实那些真正开悟的人，反而会很好地把这智慧运用到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当中。
讲个不相干的小故事。
有人问一位开悟的禅师：“您开悟前做什么？”
禅师答：“砍柴、烧水、扫地。”
“您开悟之后又做什么？”
“砍柴、烧水、扫地。”
“这么一说，开悟不开悟究竟有什么区别？”
禅师答：“我开悟前做这三件事的时候，脑子里杂七杂八，思绪混乱。开悟后，砍柴的时候就想砍柴，烧水的时候就想烧水，扫地的时候就想扫地。”寻常人均无法百分之百控制自己的意识，不信，你可以试着集中意识在一点，观察思维会不会有或多或少的跳跃，禅定正是对意识控制能力的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