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逃亡中有许人也随之南迁，其中有一个诗人叫杜甫。我喜欢叫他杜二，固然他排行老二，同时我觉得他个人也很“二”他是那个白胡子老头及其子孙的忠臣，然而自古忠臣大部分是不幸的，几难得善果。他的忠让他一贬再贬，颠沛流离到这座城，携家带口，身无分文，宅基地是朋友帮弄得，房子是朋友资助盖得，他穷得连在茅屋外地院子里种几棵树都要向朋友借钱。
杜二第一次在溪边居住了几年，他那位朋友去了京城做官，他也走了。两年后，朋友再次出任这座城的某个官职，他又一次在颠沛流离中归来。那是公元762年，我不知道那一年对他来说是怎么样的一年，他在离去的那些时日历经了怎么样的艰辛，只知道他对于归来十分欣喜。他写了许多关于这条溪的诗，那些诗成为这条溪最美的赞句，点缀着它过去与未来的寂寞生涯。后来朋友死了，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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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病死在湘江上。
在这条溪畔，他咏过很多诗，写给朋友的，哀叹国事的。没有人知道他怀念过的朋友是否想过他，但他忧伤爱着国，国却没有爱过他。没人来见证他，只有这条溪水。溪水在他的传奇里，他在溪水的传奇里。
他的那所茅房就是后世的“杜甫草堂”先有浣花溪后有杜甫草堂。这是不争事实。后来“地以人传，物以人名”后来者居上，人人说草堂。于是，于国人来说浣花溪在草堂一侧，但于成都人来说杜甫草堂在浣花溪畔。
某个星期天上午，我和内子去浣花溪耍，站在草堂门口，内子让我去草堂内，我拒绝了。我不喜欢这个恢弘的建筑群，如一道酒肉臭味肆出的朱门，它不属于老二——我眼里的杜二是落魄的。我不喜欢杜二，也不喜欢李白。于朋友来说李白太薄情，于诗人来说杜甫太辛酸。诗人，我倒是喜欢那“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黄巢，喜欢浔阳楼里题诗时的宋江。
内子说我是家在成都的外乡人，看这座城总看出一些另类。她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于成都人来说成都是个地道的城市，有吃有喝有玩还有川流不息的美女。于我而言一个身份的转换，所有的风物人情都成了传奇，成都是个传奇的城市，我在氤氲传奇里日起暮息。亦如我在这座城里想一条传奇的河，或者说是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