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底是为谁工作？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困扰着我。
按照原则，我应该为我的当事人服务；可如果当事人的利益与家属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该向着谁？为了家属的利益蒙蔽我的当事人，或是为了当事人的健康出卖家属？
我进退维谷，好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开始考虑另外一种可能，李咏霖和杨洁的感情算是完蛋了，即便杨洁再来一次自杀，真的死了，李咏霖也不可能同意复婚。反过来说，什么才是杨洁真正的康复，恐怕也不是守着一份粉碎了的旧感情，她应该走向新的生活，迈向属于她自己的明天。
就这样，李咏霖出钱的事，被我压了下来。
我琢磨这些事的时候，杨洁并不知道我沉默的理由。她继续说着：“我知道您很厉害，您能帮我看到明天吗？”
“我很希望这么做，可你不能通过我的眼睛来看世界，我顶多是一盏灯，帮你照亮一下。”
“照亮一下就挺好。”我从她的眼中看出一点失望。
“可我什么都看不到。”她又说。
“那我下次刮个秃瓢，你就能看清啦。”我从兜里掏出优盘“能借你的电脑用一下吗？”
“可以，您要干什么用？”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我把优盘连上，找到其中的一首mp3。
这是芭芭拉•史翠珊的一首老歌——需要伴的人。严格地说，用现在的审美标准来看，至少我自己就不觉得好听。不过它的歌词很有意思。其中有这么一句：“过去我只是半个人，现在我是个完整的人。”
由此推论，单身的人，是半个人，结了婚，他就变得完整了；可是一旦他离婚，他就又变回了“半个人”
我一边放着歌，一边给杨洁口译，让她也大致了解了歌词。
她挺喜欢这首歌的，放了几遍，她开始跟着哼哼，后来不自觉地跟着唱了两句。
“好听吗？”我关上播放器，问她。
“还行，给我留下吧。”
“留下是留下，不过你觉得那歌词说得对吗？”
“半个人？”
“是呀。”
“我觉得说得没错，我现在就像是半个人。”
“不对吧？”我伸伸手，蹬蹬腿“你瞧，我有两只手两只脚一个脑袋，我不就是个完整的人吗？你也是呀，如果多出来一套，我不成怪物了吗？”
我把她逗笑了：“哦，可是，那是个比喻。”
“比喻也未必恰当吧。想一想，从出生开始，直到我们老了，我们死了，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我们还是独自一人。想想看，如果遇到好事，我很高兴，别人也会替我高兴，不过他们的高兴等于我的高兴吗？不！我有个九十二岁的奶奶，前一段时间，老人家差点儿中风，被送到医院抢救。住院的时候，她躺着很难受，就老想下床。可是被子外面很冷，她老伸腿出来，就会着凉。有一天医生也过来劝。她很信任那个医生，我于是就问：‘这医生好不好啊？’她说‘好’。我说，‘那就要听医生的话。’结果老太太哼了一声：‘再好，她也不能来替我受罪。’你瞧，这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别人不能替代我们，我们需要独自坚强，所以我们本来就是完整的人。婚姻只是帮我们组建成家庭，即使婚姻破裂了，我们还是一个完整的人，对吗？”
这一次，轮到她沉思了，想了好一会儿，她郑重其事地表示同意：“我想你说得对，过去我太依赖李咏霖了，所以离婚后，我无所适从。现在我明白了，我还是我，跟离不离婚没什么关系，我可以继续生活下去。”
我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
人人都说杨洁是个要强的人，李咏霖说过，杨颖和小姐姐也说过。所谓的“要强”其实因人而异——有些人是出于先天的强势，也有些人则恰恰相反，因为他总能看到一旦落后于人，自己会很安全——那么所谓的“要强”还不如说为了避免不安，而形成的一种对策。
杨洁就是这样的人。她的依赖感很强，七年不去工作，把她的独立意识也给拖垮了。所以在预防她自杀的同时，要帮她重建新生活的信心。
这时候，她自己也感到松了一口气。也许从此开始，她才发现我或许是有用的，而且这个用处，不是为她指一条明路，而是协助她，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这就是心理咨询的真谛。
随后的交谈，变得更加顺畅，她与我谈了他们的婚姻，回忆起幸福的点点滴滴和吵架时的纷纷扰扰，她仍然会哭，可只是发泄式的哭泣而已，并没失控。
我给她做了taf量表，结果还算可以。感知认知方面的分数比较乐观，情感稍差，情绪更糟，不过还在可调节范围之中。我俩因此都放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