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声音越来越小，直到和呼吸一起消失。
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太快了，快得淡黄色的果皮还没来得及落进垃圾桶，快到陶瓷小刀上还蒙着一层发亮的梨子汁水。根本来不及让我反应。我沉默地把手里的小碗放到桌上，接着按下紧急呼叫的按钮。
护士出现得很迅速，眨眼的功夫，一道声音便从我的背后响起，“怎么了，先生？有什么可为您提供需要帮助的？”
我没有转身，我仍然静静地看着病床上神情安详，眉眼带笑的李教官。真是难以想象，年轻时脾气这么火爆的人，老了的模样却如此慈祥。
“他去世了。”我说，“就在刚刚。”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离开军区医院的。
在明确告知医生，我明天会来为李教官的后事负责之后，我魂不守舍，脚步虚浮，连走带绊地走到了回家的巴士。
与第一程巴士相比，这次的巴士上，我的情绪愈加暴烈。
一种巨大的悲伤笼罩着我，与此相对应的，一种自我怀疑的煎熬同时发生着。我被悲伤的矛从口到肛贯彻，钉在大地上，曝晒于自我怀疑的烈日下。我的眼泪被煎干，煎得滋滋作响，至余下欲哭无泪的郁结。
假如我——假如我早些日子去看李教官，去倾听他的烦恼和愿望，帮他更早地回到他的家，他是不是能够多活些时日？他是不是能够更快乐、愉悦、自得地过完人生最后的时光？
接着，在悲伤李教官的死亡后，在继我陷入‘如果没有我，是不是会更好？’的问题后，我再度钻进了另一个诘责：为什么我不能做得更好？
为什么我总是这样无法让人满意？如果我不是有助于他人的，那么我的存在到底有什么价值？我的存在到底有什么意义？我的存在又究竟有什么合理性？
我面无表情，紧绷着思绪，一个劲儿地向家里冲去。
我要暂时搁置餐厅里对莫亚蒂的怒火。我现在想找到他，和他发生一个拥抱，然后告诉他，我现在纠葛不清的内心。
莫亚蒂很聪明，他一定会有办法帮助我。
我颤抖着手，对着锁孔对了好几次，才成功打开门。
进了屋里，我快步走去小院边上的长廊，莫亚蒂大部分时间都在那儿躺着消磨时间。但这次，除了和我撞了个满怀的梧桐树，别无他物。我又去了客厅，他也不在。我呼唤他的名字，没有回应，可终端显示，一个小时前，他的确已经到家了。
思及此，我直接进了他的房间。
他可能在睡觉，或者以为我还生气，为了躲我，假装睡觉。意外的是，拉开门，我只看到他扔在地上的亮粉色的芭比公主体恤，和侧面有三根白边的黑色运动短裤。这是他今天出门穿的衣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