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力地点头，暗自下定决心，也要做一个妈妈这样心狠手辣的人！
六年的时间其实相当短暂，可如今回想起来，这六年——这我刚来到世界上，最柔弱幼小的六年，是我生命中不可多得的财富。或许我乐观的生性就来自于此。
六年是我的父母为我停留的极限。他们不算好父母，履行了最基本的职责后，便选择了法律允许的抛弃。
送我到幼儿公寓时，我的母亲对我说，‘冻冬，不论是爸爸还是妈妈，我们都爱你，但我们有更重要的事去做。’
我那时并不懂得离别，我以为他们只是去工作，很快就回来，因此我没有哭闹，只是闷闷不乐，‘比爱我更重要吗？’
我的父亲揉了揉我的头，‘是的，那件事比一切都重要，’
‘那到底是什么事？’我不高兴地问。
他们站起身，背对着门口，倾泻出的光模糊了他们，将他们化为只有轮廓的影子。在有关他们最后的记忆中，他们挥手，对我微笑，告诉我说，‘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人生，小冬。’
听完了我和我父母的故事，莫亚蒂默了半晌。
“难怪你会是这种性格。”莫亚蒂说。
“哪种性格？”我好奇地追问。
“傻子一样的性格。”他笑着说。
“喂！”
“你仇恨过他们的离开吗？”莫亚蒂又问我，“仇恨他们并不永远地、坚定地爱你，仇恨他们在自己和你之间选择了自己。”
我思索片刻，如实回答，“我没有仇恨过。但我的确难过过。”
也许我对我的父母应该仇恨，至少不满，或者态度冷漠。
他们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起先什么反应都没有。近乎七年未曾见面，我早忘记我还有父母了。他们对我来说，更像是隔着屏障的陌生人。我原以为这没什么，无所谓，我依旧很好。
可当我十二岁的夏天，再次吃到那道放足了油辣子的鳝鱼青笋，熟悉的辣的疼痛在我的口腔扩散，我突然意识到，我真的再也见不到他们——我毫无征兆地大哭起来。
我后知后觉地哀恸，哇哇大哭了好几场，直到柏砚找到我，拥抱我。我不想让柏砚担心，因此总是故作洒脱，说些豁达的玩笑话来粉饰太平。可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一想到他们，就难过得不能呼吸。我没有真正地放下过他们。
很多年过去，我长大了，我的心灵和身体都长大了，我终于明白了他们说的爱却要离开，爱却更有自己的人生，也终于释怀和放下了他们的离去与不选择我。
爱不是一个人要永远地、坚定地爱另一个人。它不是侵略，不是占有，不是绑定，更不是追求永恒不变的承诺与状态。它是短暂的相遇和最小距离的孤独。它允许离开，允许重逢，允许流浪和遗忘。
莫亚蒂倾听着我，他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少有的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