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毕竟是时过境迁，同治二年正是大清帝国的皇族最虚弱的时候，除了参与辛酉政变的恭亲王意外，所有爱新觉罗的宗室成员都成了华丽的背景墙。
经历过长时间的汉化，大清的中央皇权的执掌者，基本上已经淡化了起初那种强烈的民族观念，而乾隆皇帝时期，随着议政王大臣会议的终止，也宣告了中央朝廷内部的满足亲贵们，作为统治民族的优越性也已经终结。
另一方卖弄，此时清政府统治中原已经长达两百余年的时间，作为一个异族的自卑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减了很多，虽然刚刚经历过太平天国的沉痛一击，但却也因此更加感受到了来自汉族臣僚的温暖，早就没有了清朝刚入关的时候那种草木皆兵，看谁脸上都像是写着“反清复明”四个字的感觉。
因此，当同治二年，这份奏疏被放在了两宫皇太后的案上时，朝廷内部很自觉的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已经势力渐微也不太受两宫皇太后待见的皇亲宗室，以及一些满族大臣；这一派的主张仍然是坚守渤海海禁，不可让这些刁民得寸进尺，一窝蜂地涌向大清国的龙脉，反派则认为，老百姓要走，不是你不开渤海海禁人家就走不了，海路不通，比人可以走陆路，虽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且是九死一生，但有“一生”总比呆在关内饿死好，反正人家是怎么着都会走，那朝廷何不做个顺水人情，让人家痛痛快快过去算了，何必搞得大家都不自在，更何况，这么多年下来，虽然朝廷屡次下令禁止，但是从关内到关外的老百姓千八百万的肯定是有了，不也没见着大清的龙脉有何损伤，反倒是朝廷现在不予民便利，正好是为到处宣传朝廷有多残暴的捻匪现身说法。而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东北一带一直地广人稀才使得守备不易，从而导致了沙俄方面对大清东北领地的鲸吞。
由于从小受的教育不同，两派的攻势也大相径庭，前者宗室派资质文采疏漏，大多大打亲情牌，找着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哭得是稀里哗啦，把当年太祖皇帝是怎么以区区十三旗起兵一直到前些年的咸丰皇帝避走热河，就这么前前后后帮两宫皇太后把大清国的国史复习了好几遍，恨不得可以倒着背。
而后者皆是舞文弄墨的出身，引经据典，以理明志，也是毫不示弱，在这众多雪花片一样的奏折中，最具代表性的，自然就是一门已出了三个帝师，朝中尊贵无可比拟的荀氏现任当家人荀同庆莫属。
比起热河、山东两省巡抚的上书，荀同庆的上书显得更加具有气势——两省巡抚的主张是适当放宽政策，而这位荀大人就更加坚决，向朝廷表示，既然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干脆就别禁算了。
从人员阵容来看，主张继续实行渤海海禁的一方虽然身份都尊贵无匹，但多是些名贵的摆设而已，除了皇族的头衔一点实际权力都没有，唯一一个权倾朝野的恭亲王还表示就此事自己保持中立，哪一边都不会帮，而那是清流和洋务派还没有闹翻，因此主张开禁的另外一派，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汉族官员，不但有荀同庆这样的高门望族之后还有在京外任职，手握重兵的湘淮中的封疆大吏们。
这样一个局面乍一看胜负很明朗，宗室一派似乎必输无疑，但半个月后的结果却让所有人吃了一惊——两宫皇太后降下懿旨，渤海海禁无可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