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同治皇帝也相信，作为他的第一幕僚的沈哲，在宣扬的工作上，沈哲一定会巧妙地将渤海开禁的功德尽数归到他载淳的头上，不失时机地提高他的声望，同治皇帝本人的声望提高，作为钦差大臣的沈哲自然也可以水涨船高在地方上露露脸，至少是可以让山东的老百姓知道有这么以为沈大人，也是这位沈大人为他们带来了来自京城紫禁城中的皇帝给他们的体恤和恩德。总之，这是载淳提高自己地方名望的绝好机会，因此也并不希望就这样轻易错过。
沈哲这边，一面由皇帝的命令，一面有确确实实找不出清流派有什么阴谋的迹象，权衡一二之后最终觉得渤海之行自己的确是应该亲自跑一趟为好。至于日本可能要对台湾发起的战事，仔细想想似乎也不用太过担忧，毕竟，就算是按照沈哲所知道的历史进行，在战争方面也不会有大问题，反正日本方面在战争上肯定没得到什么好处，整个问题的关键都在于战后要签署的《北京专条》。山东、辽宁等地的消息也不闭塞，到京城路途也不算遥远，足够他临时赶回京城。
于是就爽快的领命，充分发挥了他年纪轻，身体素质好的优势，没有拖泥带水，当天就打点好行囊，连派给他的十几个禁军他都没有等，带着圣旨策马出城。
好在人家训练有素，没几十里就追上了，虽然变成了大部队，但是沈哲本人觉得这帮人都是军伍出身，论起赶路肯定比他强，一路上也没有放慢速度，以至于各地的县官，知府虽然有意给接风洗尘但没有一个是能赶得上趟儿的，往往，邻县的小吏刚来报，钦差大人一行就要到了，没多一会儿自己的人就来告诉他钦差一行已经过去了。
少了这些应酬，就在路上省去了不少时间，沈哲不由地想到湖北安陆一带流传的关于前朝皇帝朱厚熜当年为了赶在众多皇帝候选人之前赶到北京城就扮作被押解的犯人上京躲过了各地官员的接待，得以成为了明朝皇帝的传说。沈哲自己不禁暗笑，觉得自个儿可比那个朱厚熜洒脱得多，也不用办成囚徒，直接不理他们就可以了，其实应酬这种事情，其实两方都是嫌麻烦的，被招待的嫌浪费时间，招待的又怕自己招待不周，反而招人家的不待见，而要说这一路上的知县，知府大多都是湘淮军的旧部，说白了大家都是自己人，搞这些冠冕堂皇的事情着实是没有必要，沈哲动作快，避免令他们的情，自己想把外派任务速战速决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也是不想让这些长辈为难。
沈哲和各地官员就这样各自心领神会地擦肩而过，一路上都颇为顺利，直至进入山东境内。
到了山东，沈哲仍然保持自己的一贯低调，一行人全部便衣出行，直奔烟台而去，这次的任务虽然是督办渤海海禁新策，但其实具体任务就是在今年第一次航行的时候宣读圣旨，再从山东烟台，走渤海水路到辽宁大连，再把圣旨宣读一遍，顺便的向两省巡抚交待交待皇帝对二位是多么信任，这次的工作一定要落实做好等等，要是有难处就赶快说，看能解决的就赶快解决，不能解决的就回去禀报，说白了沈哲扮演的只是一个传话人的角色，而本身，渤海海禁的新政策无论是对于山东还是东北，都是百利而无一害，这样的划算又能收买人心的工作，两边的官员都没有道理不去尽心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