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多年过去，当时的心境我自然也不可能一一叙记纸上。但我清楚的记得，我当时并不冷静，脑袋里胡思乱想，既焦灼又急躁，急躁到恨不得纵身跃下悬崖。写下这一切的我，并不是什么圣人，看着其他的战友一个个速滑而下，逃出生天，我哪里冷静得下来!实话实说，我甚至开是对黄班长有意见，觉得他是不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又对我这个老油头偏心了。
我本以为王军英和邓鸿超下崖之后，就该轮到我了。“重点保护对象”，可是黄班长亲口对我“加封”的。可在这危急关头，王副班长和邓大学生逃离之后，他却点了一个旗娃。倒不是说旗娃不重要，也不是说我比旗娃要高上一等，当时那种情况，谁都想立马捏上绳索，逃离这崖头——这是人的本性使然。
况且那时候的我，是在军营里头过惯了“皇帝生活”的蛮横班长，生出一点儿这种小情绪，再正常不过。
但焦急烦躁的我也明白，六个人不可能同时走，黄班长也并不在偏心。总得要有人在后掩护，战友之所以叫战友，不仅是一起扛过枪，还因为即便明白凶多吉少，也要丢下一切，迎头为战友上。
而黄班长挑出的顺序，自然有他的考虑。他要偏心，第一个偏的一定是自己。
旗娃一走，悬崖边上的防线，就仅还剩下三个人。
旗娃的身躯附上绳索，让松躺的绳子又紧绷起来。再看另一头绳桩，也还是绷得紧直，邓鸿超还未滑下天坑。不知道这大学生降到哪里了。
我手里的另几个绳索已经快要绑好，微微探头往树林里一看，越军士兵们的交流和不知所以的响动还在持续响彻。有限的视野里暂时没看见敌兵的影子。这让我焦躁的我一阵欣喜——我好像猜中了他们的心理活动，对面的那头猴子大头兵们，只需要再呆坐上那么一会儿，“悬崖难题”即可迎刃而解了。
可眼睛瞟到了蹲坐在树后的刘思革，心头的欣喜随即一灭。
这个坚韧顽强的老小子，已经失血太多了。我撕割下的袖条自然止不住血，没有任何止血措施的情况下，一番折腾后，粘贴在他上身的“大五叶”迷彩服，已经是褐红一片。大片的褐红，与衣服的织物融凝在一起，哪里还分得清迷彩的花色。
刘思革靠坐在树干，眼皮不断的在眨，脸色越加苍白。我知道，他这是在与自己做斗争，在驱使自己不失去意识。可是，他现在是靠坐着，血液静淌，也许还能清醒一阵。但，我不觉得他能速降下崖。
对于其他五个人来说，速降需要的只是时间与力气。但对刘思革来说，这事情没那么简单。老小子现在随时都可能晕厥休克，更别提仅靠双手，把整个身体的重量都捏在绳子上。那简直是让刘思革去送命。
但也不是没有办法。事在人为，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一边迅速的为手中的绳索串绕绳结，一边想出了两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