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数量特别大，供不应求，可以满足各种场合批斗的需要，并且可以常批常新。批知识分子的口号也非常响亮，如“知识越多越反动”、“满腹经纶尽是男盗女娼”。批斗者把清朝官员的钝锥形帽一下夸张成尖锥形的，扣到被斗者头上。那时还没有电喇叭，批斗者有时要借用一下高帽子当喇叭，跳上“斩妖台”历数之罪状，然后再还到其头顶。
元朝时把社会民众分成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商、七猎、八娼、九儒、十丐。那时知识分子还不如妓女，仅比要饭的高一级。说巧真巧，元朝的排次和文革中批斗的顺序一样，知识分子都刚好赶到了“九”上，更巧的是：毛主席曾幽默地引用过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台词“老九不能走”。因此三因，所以习惯性地把知识分子称为“老九”。文革中为了批得深刻，批得有新意，在“老九”前加一“臭”字，使色味俱全，形象生动而又朗朗上口。
有史学家说，毛主席不会忘记，他年轻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曾努力接近当时的共产主义先驱人士和学术泰斗陈独秀与李大钊两位先生，想以自己的热情和智慧与两位纵论天下大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却遭到两位礼貌的冷遇。从心理学的角度猜测，这件事给毛主席留下了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尽管他本人还是个大知识分子)，这也许是他在解放后，一再欲擒故纵、打压中国文化人“翘尾巴”习气的原因。
人所共知，要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求人们达到高度自觉的思想觉悟，物质资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极其丰富，以满足人们的按需分配，也就是要求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齐头并进，达到空前的文明，二者之中缺一不可。我国自1958年起，到1976年，光在搞运动了，势必耽误物质财富的生产和积累，运动本身就是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
1958年是一个充满集体主义温馨的特殊年份，人要是能活在58年，回忆起来就是一种幸运和幸福，那是共产主义早产的一年，那个时代的人其实就享受了一回共产主义。到处响彻着劳动号子和新民歌，工地上随时都有盛宴般的饮食供应，什么时候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用在家里做饭，吃饭只请上食堂，集体有什么好吃的就做什么，绝不保留，人们只管甩开肚皮吃，周末还有个大馅足的饺子供应。孩子们吃撑得吃不进去了，就拿饺子当子弹玩打仗游戏。
然而，生活的辩证法是无情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会以她最好的状态保留在真空里。1958年是悲剧的裙裾被风撩起一角的一年。
俗话说“坐吃山空，立吃地陷”，会过日子的家庭主妇就知道“来人客不得不风光，过日子不得不细顾”、“精打细算细水长流”的道理。还有一句揭穿人世老底的话，叫做“慈不掌兵，善不理财”。古今中外和将来，凡是当国持家的人，肉骨子里都是按这话做的，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结束。想想，的确如此，不这样做，对谁都不负责任。试想，如果掌管粮袋子的人不把袋口捏小，纯童话般的慈悲善良，有什么都倾囊相赠，势必会今天撑死一批人，明天又饿死一批人。
老底本来不多的粮食怎么禁得起人们甩开肚皮吃呢?紧接而来的就是1958——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人们在生与死中挣扎，与饥饿斗争是那个时期人民信史的基本内容。
1960年，河南一些地方吃食堂已吃得出现大批饿死人的现象。邓县黑龙集黑龙寨人死得太多，活着的人也饿得没劲了，给一个死人挖一个坑已不可能，只有强勉挖个大坑一起埋。那时曾有个让人笑不起来的笑话：一家的老公公和儿媳妇同时饿死了，活着的家人和村民哪儿有力气给他们多挖一个坑儿，就是让他俩骨碌滚压在一起埋的，以后人们每从那地头坟边过，都不禁要传说他们不该合葬的合墓故事，一代一代说了多少年。那时也有家庭死了人，隐瞒不报的，好在食堂多领一份饭。尸体藏在屋里，常常被老鼠把脚啃得光剩骨头茬子，把眼睛掏成俩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