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的时候，父亲破例拿出了酒，还是两年前罗小月带来的茅台酒，父亲一直啥不得喝。父亲问，知道这是谁送我的吗？
红生说，我问了，人家不肯说。
父亲深叹一口说，不知道也吧，说不定还是件好事。
我再也没有问过她。
除了我的俩个老伙计，还能是谁？
红生不解地问，哪俩个伙计？
父亲先是沉默不语，然后动情地说，老战友，真正的生死战友啊，我想念他们呢。
红生没有追问，从旅行袋内拿出带给父亲的礼物——两条寸金桥香烟，几盒北京果脯，还有他几个月前发表小说的二百块钱稿费。父亲没有拒绝，愉快地收下了儿子的礼物，还兴致勃勃打开香烟，从中抽出一支，在鼻前仔细闻了闻，然后像珍爱的藏品那样，在手里把玩着。红生替他划过火柴，一缕云白色的烟雾从他鼻翼两端冉冉升起，父亲对着儿子欣慰地笑了。
又抽了两根烟，父亲回到房内，拿出一只大信封递给红生。他打开一看，是中共宁通市委《关于给林高友、红晶晶同志平反的决定》的红头文件。红生喜出望外，激动的眼泪滴下来，抱住爸爸的脖颈问，这么激动人心的大事，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呢？父亲笑笑说，我想等到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共同举杯庆祝！红生受到了感染，端起小酒杯说，祝贺你，爸爸！父子俩一饮而尽。父亲说，我和你妈妈的党籍都恢复了，我不但补发了全部工资，还确定了离休待遇。红生兴奋异常，说太棒了！父亲的脸突然沉重得像一块石头，对着小樟木箱说，但愿你妈妈地下有灵，知道人间发生的这一切。想到母亲，红生心潮澎湃，紧紧抱住父亲的脖颈，像小时候骑在上面一样幸福，安慰道，妈妈一定会知道的，因为这里有了爸爸的最美好寄托。
沉吟片刻，父亲又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汇款单，放在红生面前。这是一张从香港电汇过来的现金兑单，金额为二十万元港币。上帝！这在当时绝对是天文数字。红生大为惊骇，说爸爸，怎么回事？父亲冷冷地说，你外公汇来的。他问，那个国民党将军？父亲的脸上阴郁得如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他说，你外公现在是香港恒生财团的董事长，通过里下河县委统战部找到了我们，准备来江苏投资办企业。红生又问，他为什么汇这么多钱给我们？
父亲愤然而起，青花酒杯在他粗糙的大手中变得粉碎，妈的，想还债，没门儿！红生愤怒地说，因为他，你和妈妈吃了那么多苦……父亲说，他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其实是一个被我们打败了的逃兵，躲到台湾那个小旮旯里。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什么董事长，但在我林高友眼里，他永远是一个逃兵，连同他这一大堆臭钱，让老子瞧不起。红生说，我们不需要他的钱，我们有自己的双手。当着红生的面，父亲把汇款单捏成一团，狠狠踩在脚下。
红生望着父亲，笑得很开心。
当晚，青悠悠的月色铺洒屋外，四处又有冬虫的鸣叫了。红生睡在自己的小床上。两年了，熟悉而陌生。老床铺原封不动地保存着，被父亲收拾得干干净净。床头摆放着这两年他给父亲寄来的穿军装的照片，父亲还到照像馆放大了几张，用镜框挂在床前。父亲告诉他，他每天都要来这里看一遍，抽一支烟，然后才开始编柳筐。
红生不解地问，你的待遇已经确定了，有了固定收入，为什么不休息，还在编柳筐？
父亲向他摊开粗糙的大手说，儿子，二十五年了，我这双手一直在和柳条打交道，它是闲不住的。每当柳条在我眼前飞舞，我好像回到了厦门小嶝，那里有我的战友们，还有你妈妈，我们的生活是快乐的。所以，我不会停下来，我会一直编织到我真正老了的那一天。
原来，父亲在编织一个美丽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