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外人眼中的我是一个乐观开朗的阳光男孩， 换言之， 我摆脱了社交恐惧症这个标签， 即使我的家人已经不需要为我的健康担心， 但参加公益活动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二零一零年，二十五岁的我成为伦敦一家公益机构的正式员工。
二零一二年七月中旬的一个周三，我的上司派给我一个特殊的任务：找出一件外套。
关于这件外套的几个线索是：外套出现时间为二零一零年年中， 番茄色，外套后背印有DIY图案，根据描述这个图案看起很像炸酱面。
说完一切，我的上司语气不无羡慕：你走运了。
因这趟任务我的银行户口多了十万欧元， 不管最终能不能找到那件外语，那十万欧都将归我，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我所就职的公益机构性质类似于物流中转站，专门负责对热心人士捐献的衣物进行分配处理，再送往世界各地。
那件外套的经手人是我，更有，我还穿过那件外套。
那天，同事的咖啡泼到我的衬衫，脱掉衬衫我随手拿起那件外套，直到下班，我才换回已经晾干的衬衫。
正因为这件外套，我认识了连嘉澍，一个你通过杂志电子媒体身边人的口述常常活跃在你周围，但你从来就不认为某一天能和他一起喝啤酒说心事的人物。
因为这类人不坐经济舱，不挤地铁，不坐公交不在快餐店吃饭。
为了我银行账号多出来的十万欧，七月中旬的第二个周末，我如约出现在希斯罗机场，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将陪同连嘉澍前往尼日尔和耶路撒冷。
根据输出记录再加上我的若干印象以及排除法，尼日尔和耶路撒冷是那件外套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
坦白说，要不是为了那十万欧，我是绝对不愿意去干这般无聊的事情。
这件事情被归结为无聊是因为，能找到那件外套是一种存在于口头上的机率，好比是一只垫底球队嚷嚷着我们能拿到联赛冠军。
每年，成吨成吨的物质被送往落后国家，那件衬衫只占据这成吨成吨物质中的零点零几公斤的重量。
不说重量就说层层叠叠的物资分配好了，往大卡车一塞，开往救济点，一大堆人等在那里，几分钟后物资被抢一空，那件外套最终有没有到达那些人手中不得而知，也许被忘在仓库里，也许卡车一路颠簸它被落在路上了，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有。
好吧，即使那件外套最终到某个人手里，也不能保证这个人会珍爱它，下一批物资到了，旧的物资被丢进垃圾桶，迫不及待跑向救济站，看看有没有更合心意的东西。
所以，打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能找到那件外套，但那十万欧让人眼馋。
在这个世界，有些人的气质与生俱来，如连嘉澍。
希斯罗机场，T恤配工装裤外加鸭舌帽黑框眼镜，再普通不过的打扮，但往那里一站，人头攒动的机场，眼睛第一时间就能捕捉到。
我朝连嘉澍走去，伸出手：我叫童磊。
镜片后，连嘉澍眼神淡淡。
我们第一站为尼日尔，从伦敦飞约翰内斯堡再转机科特迪瓦，再从科特迪瓦乘小型飞机前往尼日尔。
兜兜转转三十几个小时，我和连嘉澍终于抵达了尼日尔。
在这三十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连嘉澍给我的感觉是安静，这和他在为数不多的公共场合的侃侃而谈形成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