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教诲，歌儿记住了。”我将秉直印小心翼翼装入袋中。
“好孩子，为父相信，你会是一名称职的史官。”
从那天起，我开始在史馆任编修。至圣朝的史馆统共只有九名史官。一名监修，从三品，是史馆主官。我入史馆时，父亲已经任监修超过十载了。两名掌纂，从四品，是史馆副官，负责修著前朝史籍。其中一位也姓曲，是同族的一位叔父。三名修纂，从五品，负责编写本朝实录。三名编修，从六品，负责整理归档，誊录文书，核对史料。史馆是有规制的部门，无论活儿多还是活儿少，都不可轻易减员或者扩编。九名史官，非得走了一个才会补上另一个，所以，想入史馆任职，除了要通过考核，还得有些运气。史馆也是特殊的部门，既受皇权的管制，又相对独立。史馆写什么，记录什么，皇帝无权过问，更不能强令更改，代表皇家对史官的尊重，历朝历代皆是如此。虽然有尊重，却没有油水，加上注定的寂寞，除了像曲家这样世代相传的史官家族，真没有太多人会把这项工作当成终身的目标，心甘情愿经年累月与文牍史书为伍。然而，成为史官是我的理想;生于曲家，有这样的理想也是理所当然吧。
生活原本是平静的，哪怕平静只是表象，至少在有人打破平静之前，谁都不知道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打破平静的人是明王祝尔侃。
那是至圣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已是深冬，京中刚下过一场大雪。雪后天晴，夜空星月皆明，照着满地银霜，亮如白日。戌时已过，夜深人静。
史馆在宫墙之外，还没熄灯。因为要在春节前把当年的实录誊抄归档完毕，每到年底最后两个月，史馆的修纂和编修都要轮流熬夜赶工。当晚正好轮到我和一名姓毛的修纂在馆内。毛修纂三十多岁了，在史馆任职了十几年，眼睛不大好，夜里非得多点两盏烛台才能看清字。深冬的夜晚极冷，馆中虽然有炉火取暖，还是冻得人手脚发木，烛台也熏得人眼睛发痛，毛修纂不住地揉眼睛，抄录的速度也越来越慢，不时打个哈欠，咳嗽两声。
我忍不住说：“修纂大人辛苦了，请去里间的榻上休息一会儿吧，剩下的就交给下官吧。”
毛修纂有些不好意思，推辞道：“我这里待誊录的文本还有七、八卷呢，让曲编修一人包揽，实是太辛苦了。”
虽然我年纪最轻，官职最低，因我父亲是监修，馆中诸位前辈都礼让我几分，并不十分使唤我。我却心知新人本该多劳，父亲在家中也提点过，让我不要恃着家族荫蔽懒惰傲慢。
我坚持让毛修纂去休息，主动把他面前的文本挪到自己面前。毛修纂见我诚心诚意，加之他实在困倦难忍，便客气道：“那就有劳曲编修了。不是我要躲懒，实是眼睛花得厉害。唉，都是一年年给熬坏了的。这史馆的差事，看似清闲，实则繁难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