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主理清查卫所屯田，或是还政给五军都督府，这两件事都影响深远。
手心手背都是肉，丢了哪边，都肉疼。
原本历史上兵部逐渐代替五军都督府，行使戎政，这是土木堡之变后发展的轨迹。
而如今还政于五军都督府，这又是兵部职权过大，引起的连锁反应之一。
天启一朝，历经西南之役、辽东之役及科举大案、武力推行新盐法等事件以后，朱由校手中的皇权实际上已经很高。
也就是说，现在掌握天下卫所及军务的兵部存在，已经威胁到了皇权。
而作为皇帝的朱由校，自然看不惯身边一直有这样一个职权远超过其余五部的兵部。
自然而然，天启年兵部还政的发生，也就是必然的结果。
这是身为皇帝的朱由校的另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也是针对糜烂至今卫所制的一项逼不得已的整改。
其实，景泰一朝，于谦实际掌握的兵部，其权利就已经包括了五军都督府的军队指挥、管理权。
而当时作为皇帝的景泰皇帝，不得不倚靠以于谦为首的文官集团来保住自己的地位。
文官集团势力的扩张，武勋集团的覆没，都使得五军都督府的权力转移到兵部的这种事在潜移默化的发生。
夺门之变以后，于谦虽然死了，但从他开始的兵部权力上升并没有停止，文官们依旧在逐渐攫取五军都督府的职权。
武勋集团日益衰微，最终完全丧失对于各地将领升迁，兵员调用、卫所军屯的管辖权。
到如今天启年间，各地的都司卫所任命官员，连呈送五军都督府的步骤都直接省去。
这也就说明，现在这个时候的五军都督府实际上只是一个空壳了，显然早已彻底丧失对武官的选拔、任命权。
至于军队操练和军情声息之事，现在的五军都督府也是无权干预。
操练军队、军情声息等军务，都由各地的巡抚总兵以及他们的下级将领负责。
巡抚的下级将领，正是各地的总兵、参将。
总兵与参将等武官，大都在五军都督府挂衔，但却与之没有上下级关系。
兵情调动、军务处置，现在往往只需要向上级巡抚汇报，再由巡抚报往兵部，五军都督府甚至连知道的意义都不复存在。
一地将领之升迁、调用，就连总兵说话也是不算的，他们只有推荐的权利。
真正一员将领能否得到升迁，或是会不会被突然调往它地，这些都要由武将的上级文官同意，再向京师申报，才能最终决定。
然而，勋贵就一定是可以信任的吗？
明初至今的勋贵，如英国公一系、黔国公一系，这样的忠贞之辈已然不多了。
更多的，是依靠祖上戎马功勋所得到的爵禄，庸碌一生的无能之辈。
这些人就算掌握了实权，也难有什么成效。
所以，朱由校从现在开始就在规划，打算在日后去做和朱元璋同样的事，把勋贵筛一遍。
留下有能耐且听话的，剔除掉那些尸位素餐而且具有不确定性的废物。
而朱由校担忧的点就在这里，除了利用勋贵集团短暂控制五军都督府以外，几乎没有第二种方法能与改革卫所将会到来的反抗抗衡。
对于朱由校的这个想法，就算是老成的张维贤，或许也是没有意识到的。
武勋集团重掌军权这一天的开始，也就代表着他们在走向一个与之前截然不同的道路。
最终获利的，只会是朱由校这个做皇帝的。
......
不多时，在京的一些有头有脸的勋贵们都到了。
眼下，勋贵们公认的领袖有两家，第一便是朱由校首推的英国公张家。
第二个，是开国名将徐达的后人，即跟随朱棣上北京的徐氏分支，定国公一系。
剩下一些在京较有名望的勋贵，有武定侯郭培民、泰宁侯陈延祚、镇远侯顾肇迹、西宁侯宋裕德及阳武侯薛濂等二十余家。
这二十余家，各自都掌握着五军都督府的职位，改制后，他们是天然的受益者。
这些勋贵，大部分都是跟随成祖靖难留下来的，其余也有仁宣始封和夺门之变的所谓功臣世袭子弟。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什么身份，消息一出，他们都自动与皇帝站在了一起。
整顿卫所，对于他们来说，是实实在在可以用来获利的手段，更何况这次还是奉旨去办，更加得心应手。
一纸圣旨，将整个从前勾心斗角的勋贵集团，短暂的整合到了一起。
而这次张维贤召集他们来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确定以哪家为首。
在京勋贵们公认的领袖，除自己张家以外，还有定国公徐氏，地方上支持他们的勋贵世家也不少。
既然说这次是要干大事，自然和和气气才是最好的。
要是整顿卫所的时候，勋贵们还是各自为战，分成几家互相勾心斗角，很显然，那是斗不过反对派的。
卫所可不是盐法，这涉及到天下间几乎所有的文臣、武将，即便是勋贵集团一起站在皇帝这边，也不是那么好办的。